据媒体报道，目前，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能源局等多部委都在积极筹备落实第一批审批权下放，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涉及产能过剩的钢铁、电解铝等项目审批权是否下放问题。
　　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结果，也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近年来，尽管中央一再要求，要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审批改革措施。特别在行政审批权的取消和下放方面，可谓铆足了劲，已经公布了若干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但是，实际效果远不如公布的情况那么美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许多已经公布取消或下放的事项，又被收了回来，或者，应当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迟迟得不到取消或下放。
　　所谓行政审批权限取消或下放，会影响宏观调控职能的发挥，带来经济结构失衡或产能过剩矛盾加剧等，则是相关职能部门不愿放权的最主要理由。
　　放在若干年以前，这样的想法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也是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可的。因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调控怪圈告诉我们，用行政审批和行政管制的调控方式，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威力巨大的。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样的格局已经在逐步被打破。用行政审批来影响经济结构、遏制产能过剩的做法，已经走了死胡同，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和产能过剩的矛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可以通过“先宰后奏”的方式，避开行政审批，并在项目建成以后，迫使审批部门承认“事实婚姻”。
　　以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为例，从2003年开始就实施宏观调控了，但是，10年下来，产能过剩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调越高、越调越离谱了。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工作，也是形同虚设，甚至在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还于去年集中审批了多个超大钢铁投资项目。显然，行政审批不仅没有成为遏制产能过剩的“杀手锏”，反而成为了产能过剩的“发动机”，使地方能够堂而皇之地建设与投资产能过剩项目。因为，一旦项目被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审批通过，土地、资金、政策等社会资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这些项目倾斜，给这些项目大开绿灯。
　　所以，从这些年用行政审批手段遏制产能过剩的实际效果来看，诚如工信部部长苗圩所言：“集中审批、管控竞争行业发展的方式已难以抑制产能过剩。”相反，通过行政放权，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遏制产能过剩才是大势所趋。
　　事实也是如此，由于行政审批已成为权力和利益的象征，围绕行政审批所展开的已完全不是市场竞争的需要，而是权力与利益的博弈。地方政府也好，企业也罢，为了项目能够获得审批，可以动用一切非正常手段，并完全置产能过剩于不顾。
　　反之，如果相关职能部门不是把眼睛盯在权力上，盯在行政审批上，而是积极地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并严格按照市场规则，对不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不符合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目标的企业和项目，用税收、信贷、环保、能耗等经济手段加以约束与控制，使其没有苟且偷生的空间，产能过剩的矛盾自然会得到解决。
　　需要厘清思路的是，行政审批放权，决不是将行政审批权限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可以大开审批绿灯，而是放给市场，让市场来“审批”和“评价”，让市场作为裁判员、审判官，让市场来决定哪个项目该上、哪个项目不该上、哪个项目该保留、哪个项目该淘汰。如果地方与企业一意孤行，继续用行政审批的方式决定是否上项目，相关职能部门还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地方政府及其企业的责任。如被破坏土地的复原、土质的改良、农民的安置等，如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还要追究当事人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等。
　　一旦有效的市场调控机制建立起来了，投资者也就不会因为地方政府的需要而盲目冒险了，也不会再上已经产能严重过剩的项目了。慢慢地，产能过剩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总之，在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转型之后，政府职能也应当随之而转，而不是继续按照固有的套路，用计划的手段解决市场的问题。行政审批放权是政府职能转变、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迈出的重要步伐。不然，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许多经济矛盾，就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会越走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