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重工近日以发布媒体通稿的形式回应了本报对公司2012年及2013年一季报进行的解读，公司董秘肖友良也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声称“因地质结构原因不建(巴西)工厂”的说法不实。不过，结合此份回应及肖友良的说法来看，恰好印证了本报5月3日对三一重工巴西项目及业绩“掺水”的质疑。
　　按照肖友良的说法，2010年2月22日，三一重工确定投资巴西；2010年12月完成位于圣堡罗州的800亩土地征地工作，并着手土地平整和厂房建设。在完成土地平整后，因经济危机三一主动调整了在巴西的厂房建设节奏，但生产经营一直在正常开展中。2011年1月18日，三一重工巴西本地生产的首台挖机就已下线，半年后巴西工厂生产的第100台挖掘机下线。三一重工从进入巴西以来，连年实现赢利。“在厂房建好前，为满足当地市场对三一产品的旺盛需求，目前我们在巴西租用了厂房进行生产，根本不存在地质结构原因不建厂一说。”
　　在此，本报记者发现肖友良有意模糊了产品来源。“2011年1月18日的首台挖掘机”和“半年后的第100台挖掘机”两者中何为“三一重工自建工厂”生产，何为“租赁厂房”生产？如果均为自建工厂生产，那么，从2010年12月“完成位于圣堡罗州的800亩土地征地工作，并着手土地平整和厂房建设”， 到2011年1月18日便实现“巴西本地生产的首台挖掘机就已下线”，仅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此神速近乎天方夜谭！如果均为租赁厂房生产，则有借租赁厂房“避实击虚”之嫌，这恰好说明公司在巴西的厂房存在“难言之隐”。
　　更多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在于，既然已承认“因经济危机三一主动调整了在巴西的厂房建设节奏”，却又何以充满矛盾地辩解“在巴西租用了厂房进行生产”？更诡异的是，本报记者的质疑是针对三一重工巴西项目自2010年以来的完整进程的，但公司却很有技巧地仅仅回应了2011年1月18日起半年内的生产情况，避而不谈自2011年7月18日起始到2013年5月3日为止的近两年时间的生产量。
　　海关的出口数据或许可以帮助解开谜底。三一重工挖掘机2010年出口巴西166台，2011年出口巴西308台，2012年出口巴西409台，2013年一季度出口巴西33台。既然有了所谓的巴西工厂，为什么三一重工对巴西的出口量反倒比没有巴西工厂的2010年出口量更大呢？而更令人关注的是，当初为此投资的两亿美元的去向。　
　　就本报记者对三一重工一季报“应收账款高达225亿元，比报告期初数据快速增长50.3%”的质疑，肖友良的回应是，因为季节性规律影响，各年度一季度应收账款均会有较大幅度增长，在四季度则将大幅减少，“本年度因为公司更加强应收账款控制，应收账款增长幅度明显小于上年同期。”但问题是，与同行业企业规模大致相同的中联重科及徐工机械(不到15%)相比，三一重工的应收账款增幅依旧偏高。
　　事实上，替三一重工销售产品的几十家销售公司，基本上是原来三一重工各地分公司的翻牌公司，其中如江苏三一工程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富义和北京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喻明忠，更是同时担任了三一重工总裁助理。通过所谓改制，从而使得销售体系在体外循环，客观上把销售体系演变成了客户终端，把原来必须完成用户实际购买才能计入销售业绩改变为自己控制下的销售公司“帮忙”就可以完成销售业绩，销售上的“数字游戏”有虚增收入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