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惠誉、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近日纷纷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和展望后，中国地方债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焦点。２５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亦强调要抓紧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加强防范金融领域潜在风险。

　　风险总体可控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于４月９日将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评级从“ＡＡ－”降至“Ａ＋”，下调评级的理由包括信贷过度扩张、影子银行风险、地方政府负债、基本财政收入以及通胀管理水平。
　　随后，另一评级机构穆迪于４月１６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正面”下调至“稳定”，中国的政府债券评级仍为Ａａ３不变。
　　无独有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财政监督报告》中指出，受２００８年刺激计划影响，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加速发展，地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或成为中国财政风险潜在源头，８０％被调查的城市称会以销售土地来偿付债务。
　　无疑，地方债务风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国际市场对中国地方债务风险扩大的担忧愈加升温。
　　对此，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短期内地方债不会有风险，可以通过展期和以新还旧等方式解决。从目前中国财政状况来看，长期还有能力消化损失。”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示，虽然地方债风险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存在导致经济硬着陆这样的系统性风险。
　　“从地方上来讲，肯定是资质差的地区债务风险更高，可即便出现问题，我们也要看其是否还有腾挪的空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春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毕竟地方上能够动用的行政资源依然很多，只要采取措施控制新增债务，规范当地政府债务融资行为，风险也是可控的。”
　　实际上，中国政府的资产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经营性资产，流动性很高。即便债务出现问题，中国政府也可以用这些流动性较高的经营性资产解决问题。所以从各个方面考量，国外机构看空中国的理由并不充足。

　　融资监管框架形成有助化解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研究机构虽然不如境外同行那样悲观，但也普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持谨慎态度。
　　“如果把城投债看作准政府债券，以城投债余额和地方债余额之和作为分子，以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作为分母计算负债率，则西部一些省的负债率超过１００％，中部有的省也超过７０％。”有券商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由此可见，总量债务没有超过安全线不等于债务就是安全的。”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此前公开表示，财政部正在部署关于政府债务规模的调查，先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再通过研究制定一些制度，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
　　在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债券研究员姜超看来，当前，中国政府已经着手开始化解金融风险：“货币回归中性；控制理财产品背后的非标准债权融资行为；去年四季度出台４６３号文；今年银监会连续出台８号文、７１号文，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行为进行规范，这都意味着政府已经着手开始化解金融风险。”
　　去年末至今，银监会在短时间内连发“三文”，即４６３号文、８号文、１０号文，已组成了关于地方融资的综合性监管框架。
　　业界普遍认为，新的监管框架将从平台贷、银行理财、信托融资以及债券资本市场融资各方面构建综合的监管体系，后期地方融资平台将通过贷款、表外融资、债券市场来均衡分流融资压力，缓释存量贷款风险。

　　正确认识风险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强调，中国政府债务真正的风险在于过程识别，关键是能否正确认识到债务风险，并及时采取对策。如果漠视债务风险的存在，那就很可能真的出问题；如果认识到了债务风险，那么中国政府有很多资源可以解决问题。
　　有业内专家建议，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应对债务风险。首先必然是加强监管，１０号文的发布说明管理层已然注意到地方债务的风险。不过，具体的执行思路需要更加审慎，不能矫枉过正，也不能因担心地方债风险敞口暴露而放宽尺度和规则。
　　其次，是加强政府债务的信息披露透明度。审计部门和监管部门要彻底梳理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制定地方融资平台的信息披露规则，将表外业务全部纳入表内管理，严格禁止进一步的表外融资活动。
　　最后，是建立对不负责任融资行为的问责制。政府参与经营性资产投资，必须设定盈利目标。银行出现的坏账，不论是来自政府还是民企，只要给银行造成损失都应该问责，特别是为掩盖前期信贷风险而采取滚动贷款加剧风险的行为更要严格问责。
　　“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类似地方开发银行的金融机构。”郑春荣指出，“现在地方融资呈现出一种‘天女散花’的状态，很容易失控。如果能把多个平台合并归拢到一个口子，将比较容易锁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