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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9   作者:记者 白田田 曾亮亮 秦华江/北京 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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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疫源确认尚处猜想阶段 2.病死家禽缺乏处理机制 3.疫苗研发需发挥合力 4.疫情补偿长效机制亟待建立

  我国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再次面临大考。
  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持续扩散,截至发稿,全国确诊病例突破80例,“阻击”疫情的战线从华东扩展到6省份30个地市级区域。令人担忧的是,疫情爆发近两个月来,疫源迟迟未能确认。《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了解到,随着疫情呈现多发状态,从部门间的联动机制到畜禽业发展模式,从救助补偿机制到疫苗研发,疫情防控链条的多个环节仍需进一步完善。

  疫源确认尚处猜想阶段

  距发现新型禽流感病毒H7N9已过去近两个月,对于疫源的确认某种程度上仍停留在猜想阶段:可能来自于迁徙的候鸟。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济民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对于H7N9禽流感的传播源仍不清楚,亟须加快溯源工作。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动物疫病研究组组长何宏轩认为,在新的H7N9禽流感事件中,目前发现的所有感染案例都发生在我国候鸟迁徙的东亚澳大利亚通道上。但是,现在还不能直接说,就是野鸟在传播病毒。目前来看,人感染禽流感还是散发状态,病例之间没有直接的流行病学关联,还不能说就是候鸟迁徙带来的传播,但也不能排除候鸟迁徙的因素。
  H7N9禽流感疫情出现后,农业部先后向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等重点省份派出多个工作组,协助指导当地兽医部门开展监测排查工作,要求已发现人H7N9亚型流感病例的省份,对患者所在地和周边地区的活禽交易市场、养殖场户开展重点监测,并对相关样品进行采集和检测。
  4月16日上午,国家卫计委组织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专家组对近期疫情形势进行了风险评估。专家认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为禽源性,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来源于被感染的禽或其污染的环境,接触被感染的禽或暴露于活禽市场是人感染的重要危险因素。
  从农业部17日发布的信息来看,目前只在活禽交易市场的样品和野鸽样品中分离到H7N9禽流感病毒,在畜禽养殖场、野鸟栖息地和屠宰场采集的样品中均未分离到H7N9禽流感病毒,各地家禽养殖场排查未见异常情况。
  让公众担心的是,疫源迟迟未能确认的同时,疫情正在从华东地区扩散、“北上”。王济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对于H7N9禽流感的传播源仍不清楚,亟须加快溯源工作,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如果病毒是动物传给人,要查清是什么动物,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是养殖场里面的还是市场上流通的。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郭秀花介绍说,流行病学调查主要是从人间、空间和时间多个角度来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分析,以确定病因究竟是什么,现在还只能从大类上划定H7N9病毒的来源的是禽类动物。
  有分析称,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不够完善,成为影响疫源查证的因素之一。王济民认为,疫情溯源需要包括卫生、农业、林业、进出口检疫等部门,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联合行动。现在农业和卫生部门的信息共享、沟通机制还有待完善,兽医和人医基本上是各干各的。如果之前双方就建立了比较好的沟通机制,对于疫情的发现和溯源可能能够缩短时间、缩小范围。

  病死家禽缺乏处理机制

  H7N9禽流感疫情发生前后,正是上海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沸沸扬扬之时。虽然世卫组织和国家卫计委均表示死猪和人感染禽流感病例之间不存在关联,但《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病死家禽的处理缺乏整套机制,是疫病发生的最大隐患之一。
  江苏海安县农委副主任周发亚说,病死家禽的处理水平,在某种程度了决定了疫情的管控水平,当前病死家禽的处理不到位,也给疫源的确定带来了困难。
  “生猪的处理可获80元的补贴,但是家禽的处理完全靠养殖户自行解决。”海安中桥种鸡场负责人吕玉兵告诉记者,散户养殖的家禽死了以后,不少养殖户都把它丢在了河里、垃圾堆里,根本不会对其进行处理。
  王济民说,以往的养殖方式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规模做得越来越大,而忽视了健康养殖。今后畜牧业发展一定要倡导健康养殖,既要考虑产品质量对人的影响,确保人的健康;也要确保动物健康,重视动物福利,改善动物生存条件;还要环境健康,比如病死畜禽的处理要焚化深埋,不能往河里扔。
  活禽市场则成为H7N9病毒被检出的重灾区。农业部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共发现39份样品为H7N9禽流感病毒阳性,其中38份来自上海、安徽、浙江和江苏4省市的9个活禽经营市场的家禽和环境样品。
  “虽然肉鸡的加工屠宰有了一定的标准化流程,但很多消费者依然喜欢到活禽交易市场购买,传统的消费观念很难改变。”周发亚说,活禽不代表其一定是健康的,在长距离的运输过程中,不少车辆没有档板,粪便一路走一路流,容易在流通环节导致疫病的扩散。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刘金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活禽市场往往是病毒的最大储藏地和发生地,追溯起来也存在较大难度。暂停活禽交易只是一种应急措施,长期来看还需要建立科学规范的活禽管理机制。比如这次H7N9是由两种病毒混合的,将来能否探索对不同的禽类分开管理,以减小发生病毒重组的机率。
  “就家禽养殖而言,国家每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来防控疾病,但针对那些散养的养殖户,很难起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江苏海安县曲塘镇畜牧防疫站站长陈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一个工作人员要负责几百户的家禽养殖户的疫病防控问题,平时常常被动应付,难以有效应对,在疫病发生时,难以确认疫病主要来自什么样的市场主体。
  而在人感染禽流感疫情的整个防控链条中,畜禽养殖和活禽市场成为了最令人担忧和存在隐患的薄弱环节。
  王济民介绍说,除野生动物疫病对畜禽的传播外,动物疫病传播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从种畜场到养殖场的垂直传播,二是不同养殖场之间的水平传播。要防控疫情爆发,关键是一要做好源头种畜禽场的净化,二要实行标准化的规模养殖,每个养殖场以畜舍的标准化为核心,做好免疫、消毒和隔离,使疫病在大环境和小环境之间不会相互传染。

  疫苗研发需发挥合力

  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疫苗研发投入比较大,时间比较长,动辄近千万,三五年也未必成功,就算花费大量的资金并研制成功,如果没有市场,谁也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除非政府下订单,否则,照目前的状况来看,很少由企业专门进行研发。尚需政府和企业发挥合力。
  中国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后,启动了向世界卫生组织流感参比与研究合作中心分让毒株的程序,随后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疫苗研制工作。
  王济民认为,病毒的变异很诡异,尽管人们掌握了一些规律,但全部的密码并没有揭示出来,还是要加强监测和研究,做好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加紧研究人和动物的相关疫苗,以应对疫情未来可能的发展变化。
  据了解,疫苗被视为预防和控制流感传播最有效的工具,是疫情防控体系中的一道重要防线。研发疫苗的第一步是选择可以制作成疫苗的候选毒株,当疫情发展到有必要生产疫苗时,就可以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分发的毒株投入生产。
  世界卫生组织17日发表声明称,世卫组织流感合作中心正在研发一种可能用作疫苗的病毒,有望在几周内问世,并根据公众健康的需要决定是否生产H7N9禽流感疫苗,具体要看疫情发展状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冯子健说,现阶段疫苗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毒株的选择、确定,疫苗生产的技术路线是选用基因重组还是用病毒本身直接进行培养生产、灭活然后制备疫苗,现在这些都还没有确定,都处在研究阶段。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公司市场部经理刘沛诚介绍说,很多企业对疫情的发展还在观望阶段,因此都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只是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华兰生物董秘范蓓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甲流发生时,虽然当时国家还没有确定采购计划,疫苗的市场无法预料,但企业就已经开始投入研发了,这既积累了应急研发和生产的经验又完成了技术储备。
  范蓓认为,政府的资金投入会加快研发的进程,但并不能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及时、高效的疫苗研发是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希望政府能在政策上给予引导,加快审评审批。

  患者救助和产业补偿资金压力大
  疫情补偿长效机制亟待建立
    记者 白田田 曾亮亮 秦华江/北京 南京报道

  17日,北京首例H7N9禽流感患者小姚姚从地坛医院康复出院,这位7岁患儿的父母作为亲切接触者,也解除了医学观察。
  同一日,北京市卫生局拨付人感染H7N9禽流感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救治专项经费总计600万元,主要用于购置救治工作所需物资及垫付患者救治费用等。
  据了解,像小姚姚这样的住进重症监护室抢救的患者,每天治疗费用一般在1万元以上,普通家庭难以承受。南京第一例确认为H7N9禽流感的患者入院治疗时,由于花费高昂,患者家庭不得不考虑卖房筹资。
  对于救治费用问题,4月3日国家卫计委下发的通知中强调,医疗救治费用按照规定渠道解决,严禁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或推诿患者。
  国家卫计委要求各地将H7N9禽流感纳入当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补助和疾病应急医疗救助基金支付范围,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救治费用可以通过大病保险制度和疾病应急医疗救助基金予以保障。对于尚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或经报销后个人医疗救治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贫困患者,可以通过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解决。
  记者了解到,除了北京市拨付防控救治专项经费,目前广东等地也设立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及医疗救助基金。此外,通过参加新农合,南京江宁区患者的医疗费用最高可报销25万元/年,同时通过社会化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治疗H7N9禽流感最高可报销125万元。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郭秀花认为,H7N9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传染给别人,所以除了个人支付一部分费用,超出一定范围政府还应当进行补贴。 
  不过,对于国家、医保和个人如何承担医疗费用,各方的看法并不统一。有专家认为,如果要求国家承担所有医疗费,一方面会加大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认为,针对类似的传染疫情,国家应该研究出一套完整的长效机制,在治疗费方面实现“分人、分类、分病”。明确当某种传染病达到何种标准时,对该患者进行强制隔离治疗,并形成相关制度,如界定什么是传染病,什么情况由政府出钱、怎么出、从哪出等。
  此外,需要补偿和救助的还有遭受重创的养殖业以及活禽市场。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济民说,从种鸡场、养殖场、活禽市场、加工厂以及流通和出口,全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陷入低潮,损失很大。
  中国畜牧业协会初步测算,截至4月15日,肉鸡鸡苗直接损失超过37亿元,活鸡及鸡肉产品销售损失超过130亿元,产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
  “鸡一只也卖不出去,每天都有几千元的损失。”江苏海安县中桥种鸡场负责人吕玉兵说,养殖场有1.6万只种鸡,其中有8000只蛋鸡,随着价格暴跌和销路受阻,已经陷入亏损。
  农业部16日召开会议提出,要争取各级财政投入,加大对家禽祖代场、父母代场、品种资源场的财政补贴力度,保护好种禽资源和生产力;积极协调信贷资金,满足重点家禽养殖、加工企业正常运转的资金需求。
  据了解,目前广东省农业厅正在制定方案,将对禽类养殖户进行适当补贴,具体的补贴方案和补贴数额正在研究中。另外,已有保险公司开设相关险种,养殖户也可投保。
  对于家禽流通环节,上海市农委日前表示,政府将以不低于市场价50%的价格对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肉鸡、肉鸽实行补偿,对地产家禽市场、定点屠杀点等机构、企业进行一次性专项补贴。
  虽然目前的补偿金额对于整个畜禽行业来说有些“杯水车薪”,但已使一些地方感受到不小的资金压力。
  “海安养殖了近1500万只家禽,哪怕一只补贴一元钱,还需要1500万。”周发亚说,养殖常常是从发达地区转向欠发达地区,只有相对落后地区才会养殖,补贴起来没有经济基础。这对于县级财政来说,压力非常之大。
  王济民建议,在出台贷款利息优惠、税收减免、饲料补贴等临时救助扶持政策的同时,还应该与体制建设相结合,比如建立家禽价格波动预案制度,加强对养殖业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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