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新世纪》周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称，(中国的)汇率改革脱胎于多重汇率的遗传基因。“作为转轨经济，总是存在着回归多重汇率的动机。”
　　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实行的是多重汇率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留下来的遗传基因也正是多重汇率体制。周小川称，在价格体系未能理顺的情况下，为了鼓励出口并保持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使进口品价格适应国内价格体系，必然要实行明晰的或变相的多重汇率体制。
　　中国很早就开始推进汇率改革。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2.8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贸易外汇结算汇率并与非贸易所使用的官方汇率并存，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1.5元。在周小川看来，这在当年是大胆纠正汇率扭曲的重大改革。
　　到了1994年，中国又宣布实施汇率并轨，明确建立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特别强调了单一汇率。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2005年，中国再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以后，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周小川强调称，作为转轨经济，总是存在着回归多重汇率的动机。
　　情况之一是，计划部门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要鼓励一些行业、限制另一些行业，有时找不到有效的激励手段，就可能寄希望于差别汇率或其等价物。
　　情况之二是，当客观条件发生变化产生的结构调整压力过大时，一些行业会要求实行特别的汇率或其等价物。例如，2005年汇率改革后，有的行业就希望能够对其保持原来的汇率。又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些行业、企业希望在汇率政策、出口退税等方面实行差别待遇。
　　周小川还在文中解释称，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别要求，除了一些外部因素，如金融危机客观上使得一些行业、企业出口压力大大增加以外，还有一些深层次原因，这主要包括：
　　其一，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市场扭曲，特别是生产要素配置方面的扭曲，这些扭曲影响了跨行业、上下游、跨产品的平等竞争。
　　其二，即便在完全市场经济状况下，也面临着不断的结构调整，从而必然涉及到利益调整，在此过程中，利益受损的一方就希望得到保护，并对调整予以抵触。这种保护主义情绪在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也都存在。
　　其三，一些部门或行业在制定产业政策过程中，往往会选择一些鼓励性或保护性的措施，这种措施应该体现为投资政策，但也有可能在出口退税和汇率补贴方面提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