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内债务风险点还在欧洲。西班牙由于房地产泡沫崩溃导致银行业资本金不足，意大利主权债务规模太大，两国可能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下一个爆发点。
就长期来讲，下一个风险的爆发点也可能在美国。当前美国双赤字一直居高不下，美国公共债务率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仅次于日本，比欧元区债务率还高。一旦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发生动摇或逆转，可能随时会出现债务危机。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债务危机”的阴云就一直笼罩在全球经济市场，主角虽然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危机的实质未变，对危机的担忧也丝毫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债务危机下一次爆发会在什么时候？会在哪个国家？在“债务风险：下一个爆发点”分论坛上，与会专家纷纷亮出自己的观点——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仍是最可能的危机爆发点，而长期来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债务风险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近期债务风险点仍在欧洲
“短期内我认为债务风险点还在欧洲。西班牙由于房地产泡沫崩溃导致银行业资本金不足，意大利主权债务规模太大，两国可能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下一个爆发点。”全球化合作论坛副秘书长、G20与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其佐指出。
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胡舒立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称，在最近一两年当中，欧洲的危机可能还会有一波，这一波可能在比较小的国家。
事实上，参加论坛的大部分嘉宾都认为，欧洲的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指出，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担负起最大的责任、运用各种手段来维持稳定，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欧元区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需要消除结构性的障碍，来重振增长、恢复信心。“整个欧洲都应该更像德国，德国的经济结构更有效率，更有竞争性，其他国家需要改革。”胡祖六指出。
穆迪主权风险亚太主管Tom Byrne表示，欧洲的福利体系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构建的，那时候经济增长非常快，所以收入可以进行再分配。但从本世纪开始，欧洲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经济转而衰退，甚至还出现了滞胀。当经济出现滞胀的时候，原有的福利体系反而使得部分低增长的国家债台高筑。
Larzard全球副董事长Gary Parr说，欧洲有流动性的危机，也有财政危机。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了充分的流动性，但是财政危机还没有得到解决，并且这种危机正在逐渐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而且欧洲的银行体系依然资本不足，需要进一步的注资。“欧洲正在加快解决这些问题，希望在未来几年内能够解决。”Parr表示。
张其佐会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指出，欧债危机其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已成“慢性病”，解决欧债问题将是长期复杂的过程。如何摆脱经济衰退，保增长是当前和今后欧元区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说，欧元区国家依靠一味紧缩将难以为继，紧缩如同“吃药”，而经济增长和就业如同“吃饭”，目前看，左的和右的都不行，应该走中间道路，恐怕要边吃药边吃饭，才能好起来。饭比药更重要。
中国财政可持续性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也是与会嘉宾关注的热点之一。在中国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看来，中国政府的债务不是当务之急，也不是非常危险。“第一，债务率本身不是特别高；第二，中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内债占到整个债务总量的95%至98%；第三，中国的债务总体上还没有看到特别坏的案例。”项怀诚说。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不高，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中国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最近提出中国财政部要对地方债务问题做出详细、认真的调查研究，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国政府对债务、特别是地方债是非常重视和关心的。”项怀诚说。
不过，没有近忧，还有远虑。“近期的债务风险点在欧洲，但是中长期的债务风险点可能在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胡舒立指出。
胡祖六也表示，从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的债务负担是比较温和的，财政状况也比较良好，这样好的局面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分不开，也和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规模的财税改革分不开。“但是情况可能逆转。”胡祖六说。他指出，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大约是25.7%，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相当。但若把地方融资平台、预算外资金等政府支出加上来，这一比重将上升至35%至37%之间。再把社保、医疗、环保等新的政府核心支出加上来，这一比重将上升至50%。“在美国和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大约是36%，如此比较，这样的财政是完全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盲目乐观，对债务不能掉以轻心，要审慎。”胡祖六说。
胡舒立也对如何控制地方债务风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她表示，除了把总的债务盘子控制住之外，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是像考核GDP增长指标一样来考核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而且这种考核要用第三方的审计机构。她还指出，中国的债券市场到现在为止都没发生过一起违约事件，这是不正常的，地方政府不该盲目为自己的下级政府或是当地的出现问题的企业偿债。
美国并非不可能爆发债务危机
“就长期来讲，下一个风险的爆发点也可能在美国。”张其佐表示，当前美国双赤字一直居高不下，美国公共债务率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仅次于日本，比欧元区债务率还高。为什么美国没有发生欧洲那样严重的债务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凭借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的地位，一直采用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变相违约。而一旦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发生动摇或逆转，可能随时会出现债务危机。
张其佐在接受专访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美国凭借美元作为国际主要货币储备货币地位，历史上已发生多次国债间接违约。资料显示，仅过去的5年间，美国利用美元贬值使其对外债务减少了3.58万亿美元。
张其佐说，美国之所以采用通货膨胀或美元贬值“变相违约”来转嫁其债务风险，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控制了国际货币体系组织的控制权，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是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成了国际最后贷款人。由此造成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的系统性缺陷，美元本位制完全没有约束也就是说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外部约束，因此美国可以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可以不受约束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可以滥发货币。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这个霸权货币体系本质上是让全球各国为美元滥发货币等错误政策承担了风险。
“采用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变相违约，早已是美国减债减赤转嫁风险的隐蔽做法。而对全球投资者来说，最终和最大的风险也正在于此。如果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出现动摇甚至逆转，美国随时都可能出现主权债务风险，不仅对美国乃至全球都是灾难性的。”他说。
Tom Byrne则对美国债务评级问题感到乐观。他表示，穆迪对美国的评级依然是AAA，但却是负面的展望。从长期来看，美国社会福利的支出，包括医疗和养老的支出无法控制，政府的负债会继续增加，增加到与AAA评级不相适应的水平。不过对美国增长并不感到悲观，美国会增长，而且在发达国家中增长还将是强劲的，这有利于美国的评级。
日本债务问题短期或可控
目前，日本国债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237%，对于日本债务风险的判研，张其佐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日本债务问题并非高枕无忧，但从短期来看其债务风险或有可能控制。
张其佐分析，日本短期债务风险可控是由于以下原因：日本发债成本较低，90%属于国内投资者长期持有，降低了债务危机发生的风险；经常账户长期盈余、外汇储备充足，可以从容应对危机；日本连续20多年保持全球最大的海外金融资产持有国，间接为高债务提供了信用担保或抵押；日本的“产业空心化”没有像欧美那么严重。
他表示，与欧债国家显著不同，日本还能勉强维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基本面，加之整体税负水平较低，特别是日本具有货币主权是可以扮演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因此，若中长期出现债务危机，可以通过提高税率和量化宽松的手段来有效应对。
4月4日，日本强化了量化宽松政策，不仅维持“零”利率，同时宣布用两年时间达到CPI年涨幅为2%的通胀目标，并将货币供应扩大至目前的两倍。对此，张其佐表示，日本新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一柄“双刃剑”，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一方面，日本可以刺激出口和增长，有可能扭转贸易逆差和贸易盈余下降的局面。如果出现主权债务问题，日本可以从容抛售外汇储备来应对危机。另一方面会推高利率，增加发债的融资成本。据估算，如果日本通胀率达到2%，那么国债融资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就会上升到15%—18%。
总体而言，张其佐认为，日本2%的通胀目标温和可控，不过一旦日本的通胀率进一步上升，比如达到5%，债务风险就会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