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期间，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
作为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全球拥有最多读者的经济分析师，他以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悲观态度而闻名。与罗奇对世界经济一向的悲观不同的是，他对中国经济一直抱着乐观的态度。自1997年以来，罗奇已经30多次来到中国，在本届发展高层论坛上，他最为关注、谈得也最多的话题，就是中国的改革。
消费和服务业引领的增长更可持续
《经济参考报》：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外需不足的挑战，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正在转向内需导向，您如何分析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何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
史蒂芬·罗奇：当前，外部环境已经无法支持中国旧有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2012年，欧洲和日本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美国经济也几乎停止增长，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受危机重创，而且在未来数年仍难见好转。因此，转向依靠内需，特别是私人消费，对中国来说已经越来越紧迫。
目前看，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内需——之间的关系确实并不平衡。只有拉动和扩大内需，才能让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更高。给工人涨工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新兴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才不至于失去制造业优势。增加居民收入，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失业保险等，让每一个家庭少储蓄，多花钱，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才会更有保证。
在这些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相信，中国经济将会达到再平衡，从高度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转向依靠内需。
城镇化是拉动内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农民涌入城市后赚的钱可能会比原来多3倍，但城镇化也会带来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土地征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等。
“我们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扩大内需，进行消费性再平衡，是中国未来改革方向，这个问题过去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但现在应当立即行动。”史帝芬·罗奇说：“我满怀希望地认为，中国新领导层将把握时机，大力推进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一个平衡的中国经济将给中国自身和世界提供巨大机遇。从中国角度看，转向一个更多由消费和服务业引领的增长模式，将开创一个增长略微放缓但更可持续的新时代。”
制造业成本上升的问题并不那么严重
《经济参考报》：您如何分析当前中国制造业成本上涨带来的挑战？
史蒂芬·罗奇：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包括人力和原材料等，在不断攀升，但我认为，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的问题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严重。
首先，人力成本上升是因为中国工人的工资提高了，而工人工资的提高是经济发展应有之义，也有助于提高居民的购买力。
其次，工人工资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一并得到了提高。在同样的时间内，工人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所以，尽管工资有所上涨，但对中国制造业而言，并不构成一种损失。
再次，跟10年、15年前相比，中国已经很难说是世界工厂了。中国现在更像是一个组装基地，组装全世界生产的原件和零部件，比如说苹果手机，富士康只是一个组装厂，仅贡献苹果手机5%-10%的价值。
应对这一新局面，其实并不难。比如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此打造新科技，新产品；大力改善教育和加强人才培养，与中国顶尖的大学合作，借鉴美国硅谷的模式；出台扶持政策，以此激励民营企业，等等。这些都是中国需要着力去做的事情，也必须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
不能过于依赖短期策略性政策调整
《经济参考报》：我们注意到，您的公开演讲多次关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您看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史蒂芬·罗奇：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严重的内部不平衡问题日益明显。在改革进展不能取得突破时，这种经济再平衡被拖得越久，中国就越需要依赖短期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靠长期战略规划来引领经济。而这正是西方在管理经济方式上的失败之处，西方国家采取被动应对式的政策制定战术，总是疲于应对昨天的危机，做出修修补补式的调整，结果是拖延了问题的解决。中国经不起犯这样的错误。
长期以来，中国擅长将战略性思维应用于经济政策的设计之中。例如中国的第五个和第九个，以及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都是中国以战略的思维、清晰的目标，以及卓有成效的注意力来推动发展的好例子。但中国近几年来也显露出了越来越依赖短期策略性政策调整的弊端。
自金融危机以来，有迹象显示中国患上了这种西方病。中国在2008年后期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这种一时应对之举，给中国留下一系列并发症，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积累、住房市场泡沫再现，以及令人担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膨胀等问题。如果不进行消费性再平衡，在将来不可避免发生的冲击面前，中国就没有应对的选项了。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30多年了，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呢？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靠的就是敢于冒险，但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似乎走得太慢了，就好像一只乌龟。中国需要重新变成兔子，全神贯注，把好战略，加速前进。
比如说，在国企改革方面，中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国企红利上缴制度的完善，公司治理的更加透明化等。中国政府已经表态，要打破银行等领域的垄断，这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