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日前，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见面会上，对“三公”问题的“约法三章”振聋发聩，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与民意中国网，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665人，进行的题为“你关注总理的‘约法三章’吗”的即时在线调查显示，80.5%的受访者认为总理“约法三章”有助于提升新一届政府的公信力，71.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国家设立“三公消费”的举报平台，愿意做义务监督员。

“治理‘三公’问题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政府改革的重头戏”

　　总理此次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让广州市民陈易（化名）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的“约法三章”。她说，当她看到身边的政府大楼一个比一个豪华、一些政府部门开会都要去五星级酒店，她觉得这个“约法三章”太及时也太必要了。“现在，越来越多老百姓的眼睛都盯着政府的各种消费，如果再不改变，官民之间的不信任只会越来越严重。”
　　“总理此次‘约法三章’的表态，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任何政策关键都在执行，相信总理不会让我们再等上一个五年。”陈易说。
　　调查显示，80.5%的受访者直言，总理的“约法三章”有助于提升新一届政府的公信力，其中42.0%的人认为作用很大。
　　湖南省湘西州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南大学教授邓联繁分析，此次的“约法三章”与以往中央政府关于“三公”问题的表态，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不再只是转述，而是向全国人民所做的一个承诺；其次，刚性十足，明确表示只减不增，划了一条谁也不能碰的“高压线”；第三，视野更开阔，除了传统的“三公”领域，政府楼堂馆所与财政供养人员也被包括进来；第四，在时间上明确限定为“本届政府内”，这说明未来几年政府将会对“三公”问题常抓不懈；最后，更加注重落实，明确表示要“中央政府带头，一级做给一级看”，这显然更有利于“约法三章”落到实处。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总理将关于“三公”问题的“约法三章”，放在他担任总理一职后面对公众、面对世界的第一场大会上来讲，足见他本人以及新一届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这表明，在新一届政府任期内，治理“三公”问题不再仅仅只是政府的日常管理工作，它更像是一个宣言，一个新一届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治理‘三公’问题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政府改革的一个重头戏。”

63.3%的人认为“约法三章”执行中可能遇到较大阻力

　　一方面，新一届政府对治理“三公”问题的态度坚决；另一方面，以往对“三公”问题的治理经验也显示，新一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仍然面临着很强的阻力与巨大的挑战。
　　以清理政府机关楼堂馆所建设项目为例，早在1988年6月，国务院就曾发出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之后更是不断重申与坚决治理。尽管如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1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4.2%的受访者认为当下政府大楼的“豪华病”依然严重，仅2.7%的人表示居住地的政府大楼“简朴”。
　　本次调查中，63.3%的受访者也认为，总理“约法三章”要得到切实执行，可能会遇到较大的阻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公’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顽疾，想要真正治愈，难度一定不会小。”杨小军告诉记者，对于总理的“约法三章”，公众应该同时保持信心和耐心。总理的表态很坚决，相信不久之后相关部门也会出台具体措施，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各级、各地政府贯彻、落实的实际效果。

71.3%的人表示愿意做义务监督员

　　调查显示，高达72.7%的受访者认为总理“约法三章”态度坚决，但真正实行起来，还需要更多的制度保障。71.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国家设立“三公消费”的举报平台，愿意做义务监督员。
　　对于制度保障的具体措施，受访者首选“从中央政府起层层带头示范”（60.3%），其次是“政府预决算公开”（54.4%），第三是“‘三公消费’账单应向社会公开”（54.2%）。其他还有：“预算编制应细化到各个单位与具体项目层面”（46.7%），“建立公众监督举报平台”（44.9%），“问责制度要跟进”（42.8%），“每年应确定‘三公消费’缩减目标”（42.2%）等。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张光告诉记者，要保证总理的“约法三章”得到切实执行，有关部门一定要尽快将其落实到法律法规或行政命令等具体条文上。这些条文一方面要具有可操作性，让基层政府钻不了空子；另一方面，也要让老百姓能看得到、看得懂，能拿着条文去观察、对照并监督。
　　“从长远来讲，应该对官员的绩效评估体系进行改革，着重考察官员主政期间预算划分与支出情况，比如在‘三公’上支出了多少、在民生项目上支出了多少。严厉问责那些在‘三公’上大量支出不必要资金的官员。”张光说。
　　邓联繁指出，落实总理的“约法三章”应该有两个基本的支撑点：首先是要完善制度建设，既要继续细化《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也要尽快修订《预算法》等法律，编织规范“三公消费”的严密法网；其次，对于“三公”问题来说，公开是监督形式，同时构成了进一步监督的基础，应下决心建立“三公经费”的公开制度，在今后的预算公开中积极回应大众对“三公”问题的强烈关切。“我们既要治理政府‘三公’问题，也要治理公立高校等企事业单位的‘三公’问题，不留死角，防止政府‘三公经费’不当转移。”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建议：首先要改变政府预算的编制方式，应细化到二级单位与具体项目；其次，预算公开不能只是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之后对公众公开，编制过程和执行过程也应公开；最后，需要尽快建立单一国库制度，取缔财政专户为代表的各部门的“小金库”，将政府财政支出置于严密监督之下。
　　“治理‘三公’，关键在于从根子上去掉各级政府想要增加‘三公经费’的冲动。”杨小军表示，比如对于公车消费，就需要进行公车改革，真正减少公车数量；对于公款吃喝，应该明确纪律，切实减少接待的频率与标准。“正如总理所言，这些都需要政府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真正在自己身上动刀子，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