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救助博弈以较为平和的方式收场。截至发稿，欧元重新走强，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牢牢地站到了1欧元兑1.30美元的生死线之上，一度达到了1.303的水平。但从中长期看，此事件对欧元区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使投资者对欧元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
　　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塞浦路斯与欧盟达成的协议本质上是对银行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资本的流通会受到严格限制。许多来自俄罗斯的大储户将被征收不确定的重税，且余下的资金也将无限期地趴在银行账户上,不得撤出。
　　在投资者眼中，对大户“拔头皮”，等同“杀猪”，却不是一种债务抵押措施。相反，它是对投资者变相征收的财产税，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根本无法实现欧盟宪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公平。
　　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曾对财政税有过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说：当政府处于非常严重的债务危机之时，征收财产税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许是在极端情况下使出的最后一招。但在民主社会，征收财产税的难度是不可想象的，鲜有成功的例子。而且，它对于其它欧元区投资者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欧债危机远未结束，如果再有其它国家出现类似的问题，欧盟也可能会动用塞浦路斯政府同样的招数。这会引发浩浩荡荡的资本逃离浪潮。
　　其次，塞浦路斯危机再一次暴露出欧元区的本质缺陷，即它仍然缺少一个统一协调的银行联盟。上周，欧盟财长会议犯下错误，准备对10万欧元以下的小储户征收重税。在小储户看来，他们受到惩罚完全是无辜的，不公正的。因为在正常破产秩序下，受损失的分别是股东、债券持有者和未上保险的储户，最后才是有保险的小型储户。四级连环，层层递进。欧元区的官僚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一切储户，不仅传达了一个非常恶劣的信号，更暴露出“三驾马车”自身之间的矛盾。有欧盟官员称，若非国际基金货币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坚持，也许双方早就达成协议，塞浦路斯小储户也不至于遭此磨难。可以看出，总部在华盛顿的IMF和总部在布鲁塞尔的欧盟，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政治利益冲突。
　　再次，执法不公。在欧债危机中，让政府从银行的坏账中摆脱出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使用欧洲稳定机制(ESM)的救助基金。但这个机制，从塞浦路斯银行危机开始之时就被扔到了窗外。
　　第四，塞浦路斯的危机会引发更加全面的资本管控。当年冰岛银行危机之时，政府也采用过相同的方式控制资本进出。资本管控措施虽是临时性的措施，一旦实施，却往往很难退出。冰岛资本管控仍然有效，但这种手段，对于欧元区成员国来说，具有不同寻常的副作用。欧元作为单一货币，其本质就是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充分调动货币资源对于市场的配给。而资本控制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违背了欧元区设立的最本质的宗旨。
　　塞浦路斯或许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它的问题是由于其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的——银行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大，对外国储户严重依赖，聊胜于无的金融监管，单一的业务模式(局限于向希腊经济提供贷款)。纵观欧洲大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实体，会把如此多的问题集于一身。仅仅依靠塞浦路斯政府的单个力量，是无法挽救这场危机的。
　　假设有一天，意大利的银行出现同样的问题，意大利的议会同样也对欧盟“三驾马车”的重组方案说不，那么，这种银行业的危机将会出现持续蔓延的趋势。而“救火队员”欧洲央行一直在实施的流动性换银行重组的计划，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挽救欧元，使欧元区保持完整，央行行长德拉吉还需要多少银子，才能将已经分裂的大地聚拢在一起？这是欧元区能否生存下去的最大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