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论坛上，知名跨国公司和中国央企的有关负责人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悄悄来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产业和新材料等方面技术和产业的融合式变革。

　　林左鸣：人类将进入自工业化时代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表示，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悄悄到来，在信息技术、新材料层技术变革的带动下，人类社会将进入自工业化时代。
　　林左鸣认为，判断工业革命的标准关键看是否引起生产方式的巨变，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代替了手工制造，第二次是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流水线的生产，使大规模生产代替了单件的生产。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多人认为是数字化的革命。第一次机械化，第二次电器化，第三次数字化，但更重要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自工业化的时代。实际上农业社会时期，主要是手工业，那时候生产的文化属性是自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这样的自生产被抛弃掉。第三次工业革命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回归到自生产的文化属性。
　　林左鸣表示，自工业化时代到来将会替换原有的价值创造链条。现在我们知道电子商务已经很流行，利用这样的平台，加上有3D打印新技术的出现，设想某一个人要生产某一个产品，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设计，但还有重要的设计自己做不了，他就会通过网络，委托具有这样专业能力的人进行设计。设计完以后，委托3D制造商打印出来，最后由快递发送给总体策划人，组装起来成为一个产品。他的产品很多人觉得很好，就可以把整个在网络上进行的工业链组织，以及设计创意整体打包卖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可以把新产品做出来，这就是自工业化的时代。
　　实际上，自工业化时代在有些领域完全可以实现，比如说现在电子传媒、电子出版物，有些人还是希望有一本纸质的出版物或者一本书，完全可以用这样一种自工业化手段做到这一点。当然，同样一本书，不是标准化、大批量生产，而是每个人根据个人的喜好编辑出来，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形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再制造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应有的内容，很多产品实际上还很新就抛弃掉，有的完全可用，比如电子产品也要被抛弃掉，实际是非常大的浪费。”林左鸣说，再制造成为新的产品，旧的产品通过再制造可以得到新的产品，比如旧瓷砖、毛衣等产品，实现再制造非常容易，技术上没有障碍。过去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现在发现生活本身也在创造价值。
　　如何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林左鸣表示，第一是推进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第二是推进新材料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点，着手准备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的相应商业模式的法规法律。农业时代，人们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时候，生产方式是自生产，进入工业时代，人们远离自生产，不得不进入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中，个性受尽了标准化的煎熬，很多人被抛弃在标准化生产之外，有的人一生中享受了很多工业化产品，但是从来没有参与生产，没有任何个性的痕迹。第三次工业革命又回到了自生产，获得了个性解放，企业模式、企业组织和价值观必然成为灭绝的恐龙，必须把握当前螺旋式上升的时期，激情拥抱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变，努力实现超越。

　　盛纳德：企业应当成为创新的枢纽

　　米其林集团总裁盛纳德表示，新出现的包括新能源、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高科技，以及低成本的商业模式，或将成为新型工业革命的核心。企业应当成为创新的枢纽，充分抓住新型工业化带来的机遇。　
　　“新型工业革命曙光已经足够闪耀，使我们能较好地预见它将带来的变化，当然其最具颠覆性创新的确切范围目前仍不明确，这也为我们提供了选择未来的机遇。”盛纳德说，我们确知工业面貌将发生变化，原因在于降能源消耗强度和能源多样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包括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必须，我们知道大数据、云端、物联网、信息通信，包括支付的数字化，都将带来更多机遇。人们通常认为能源和信息化革命共同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是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包括循环经济的兴起，应对原材料稀缺和污染，消费者需求不断多样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变化，影响着食品、房地产和健康产业。此外，更重要的是新出现的高科技、低成本的模式，这可能成为这一种新型革命的真正核心。　
　　盛纳德指出，“我们还看到什么，得益于产品相关的服务，新型城镇化模式和新的交通运输愿景也正在带动新的产业。生命科学以及信息通信，生物和纳米技术的融合，不仅转变产业和企业模式，也将改变我们的创新与生活方式。”他说，在传统的变化推力，包括科技进步、企业家风险、法规及市场反应之外，将增加和补充新的推力，即数码化公民革命的兴起，这将对产品设计和服务的提供产生重大影响。这也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新的要求，即社会期望越来越强调人类安全和幸福感，联合国最新的人类安全定义是强调经济安全，包括全球性的就业机会创设，以及环境安全和个人安全密切相关的。
　　盛纳德表示，创新是下一轮工业化浪潮的基础，它必须与文化和组织架构方面的变化同步进行，合作与开放成为一种必需。生态体系包含着各个企业，不管大的小的，公有的，还是私营企业，也包括创新的支持服务部门、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构，教育、立法、公共服务和政策的部门应该为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
　　国有企业如果能够更好地创新，更好地参与竞争，将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更好地加以利用，同时，必须特别重视将高回报领域的中小企业机构，培育成创新的主要动力。在这一背景下，盛纳德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首先，必须升级产业。必须节约和降低原材料的使用，并且实施先进的制造业系统，将其作为打造现代化工业竞争力的基石，中国越早采用先进的工业技术，越能创造高附加值的服务。第二，创新生态的高效管理。国家战略中要从教育开始，通过统筹方案和专用的集群管理考虑点对点创新。第三，必须有卓越的生态系统治理，靠公平的合作关系和监管，实现长期协作，包括法制、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优化的标准化政策，这些都是根本所在。第四，我们应当建设创新的文化和人才库，我们必须从学前教育开始抓起。第五，创新生态的融资活力。
　　盛纳德说，在全球协作的精神之下，提议在一些地方建立清洁的未来城市，优化的传动装置，无现金社会，绿色制造等各种各样新的模式，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与大家一起努力把中国变得更加繁荣，成为创新的枢纽，充分利用新的工业化带来的机遇。

　　雷夫·约翰森：第三次工业革命让不同国家更为绿色

　　爱立信公司董事长雷夫·约翰森表示，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　
　　雷夫·约翰森表示，首先我相信我们都是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中，现在这也是我们周围发生的最好的一件事，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因为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遇。能源供应、能源的可及性，以及集中化能源的供应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比如说通过ICT网络的能源应用，我们有机会来使用能源，可以以智能的方式使用能源。爱立信在这方面有非常好的例子，我们采用非常智能的电网，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技术了。
　　雷夫·约翰森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到底可以做什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拿城市来举例的话，城市是人们非常具体的见面地点，我们可以看到附加值、财富都在这里聚集，而且我们可以以非常环保的方式来把这些资源组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见面的地方，我们和其他人见面，他们可以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可以为我们的思维提供更多的养料。”他说，爱立信在这方面其实做了一些创新，比如说产生集群，在集群里可以把资源放到一起，为某些产业、活动和国家创造价值。今天早上我们就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对各行业的不同谈的太多，比如说服务产业和制造业就是分开的，对我来说，这些都是相融的，我们的公司就有服务部，就是集团的50%，制造业也是50%，他们非常好的在共处。
　　雷夫·约翰森表示，还有一种是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区别被人为夸大了，其实在成功的集群里，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也都是和平共处，比如说生命科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个行业。我们的商业模式会变得更加有效率，可以非常迅速地使创新产业化。另外，现在不仅仅可以看到具体的这些集群，还有虚拟的一种集群，也就是全球的集群把全球不同的产业链联系起来，来推动我们产业的发展，我觉得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方面，就是全球的智力都可以群策群力，汇集到一个具体的地点。这些都会把我们变成一个网络社会，所有人、所有的事情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有五千亿个物件被联系在一起，2020年就能做到这一点，想想现实的数据都会联系在一起，如何来计划公共交通。
　　还有一些物联，如何追踪我们的库存，如何实现电子商务、电子交付，这些都是令人感到非常兴奋的商业活动，也是很好的机会，能够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最后一点，第三次工业革命真的有可能让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国家变成更绿色的社会，有知识的数据和技术之后，我们就能够有工具进行计划，比如说一些垃圾的处理，循环再利用，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社会的物质使用量，更快地新陈代谢。新的技术产品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期待能够参与这个过程。

　　熊群力：核心是能源再造和信息技术融合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熊群力表示，第三次工业革命核心问题是能源再造和信息技术融合，中国应有超凡的勇气和智慧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核心问题是能源再造和信息技术融合，如何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上最容易落伍的东西是观念和意识，回想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最关键的问题是观念和意识变化，最需要总结的一句话是观念创新，观念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对中国如何建设方法的认识有了大的创新和改革，因此有了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们应该有超凡的勇气和智慧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我们真正地后来居上。
　　熊群力说，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关键的就是要科学进步，通过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带动新的产业，并用革命性的技术管理经济和市场，推动全球工业生产方式和全球社会方式的革命，才可以说进入了新一轮工业革命，这是渐变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对中国企业来讲，我们应该看到我国通过吸收外国投资获取高科技跨国公司技术机会越来越难，因为这一次中国经济转型中，如果说中国前30年改革，对工业界来讲，更多的是承接高技术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对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国工业来讲，再靠这样再一次获得工业发展我认为非常困难。
　　另外，中国如果不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进行先导性的工业突破，并将其产业化，就可能再一次被边缘化。不仅有跨国公司的引领，还有新兴发展国家的追赶，更可以看到开发风能、太阳能等等再生能源，促进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新型技术的研究、探索，分布式新能源网络建设应该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更应该探讨战略性的新型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抢占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再加上新材料、新能源的融合，使得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产业直接影响到工业革命的进程。
　　最后，熊群力说，随着分散型企业组织架构的崛起，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逐步被边缘化，让位于社会化、扁平化的社会模式，这是未来社会经济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关键点。新型的通信和新的能源机制，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作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中央企业，我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并形成高技术产业群，同时看到专业型、各种中小企业、区县组织更具创造性，大的国有企业和大的跨国公司与广大中小企业融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特点。
　　熊群力表示，加强技术的积累和前瞻性部署是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历史机遇的重要前提，当务之急是梳理这些技术的关键性，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科学问题，我也多次在一些场合说过，我说中国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讲的科技创新更多的是技术创新，缺少真正的科学探索。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把科学理念和科学行动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没有科学创造和科学的发展，就没有真正持续的创新，也没有真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没有中国自己的发展和地位。电子科技集团在电子信息领域一个重要的企业，我们也准备在科技创新、技术引领，尤其是针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新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融合方面，做出一些新的探索和新的成就，我们正在技术体系架构、技术方向选择和技术项目的确定方面做一些新的探索。

　　彼得·诺兰：西欧的大企业转型值得关注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就中国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做了演讲，他表示，2012年中国有70家企业进入财富500强，培养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彼得·诺兰指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有企业，2012年中国有70家企业进入财富500强，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也指出，中国企业的不足之处，其销售收入大部分来自国内市场，国际竞争能力较弱，这一方面还有待加强。　
　　在中国的产业政策推行25年之后，培养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这个目标已经达成，成功的程度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2012年中国有70家企业进入财富500强。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国企销售收入大部分来自国内市场，没有来自国际的直接竞争。中国的企业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高收入市场中份额非常小，主要的成功是在出口市场上的新建基础设施方面，这些为其他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没有品牌的产品，与此同时，全球高科技和品牌商品生产商迅速在中国扩大投资和生产份额。全球企业在中国拥有非常高的市场份额，比如说飞机、汽车、软件、硬件，以及商品等等，还有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是天生低效的，西欧很多经济被国有企业主宰，这些企业主要是互相销售，在过去30年中，很大一部分转型成领先的跨国企业，转型的必要手段就是全面私有化。事实上，所有权转变的过程，欧洲国有企业转型要更加复杂，有几个案例值得关注。　
　　第一个，西班牙电信是全面私有化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西班牙电信在拉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主要是收购拉美国有资产，开始国际扩张。2006年收购了总部位于英国的移动运营商。　
　　第二个例子是德国的大众汽车，在很长一段时间，很多股权是被国家所有的，1988年联邦政府卖掉权益股，60%作为人民股出售，20%在1988年被卖掉了，只有20%由夏萨克州保留，这使得大众不可能被别的公司收购，从而影响到它们的长期战略。大众企业有两大大众品牌都是来自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收购，大众在中国扩张的核心是建立与中国国有企业成立合资企业的基础之上。　
　　第三个例子，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它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另外是欧洲宇航防务集团，这是政府策划的跨境产业政策的例子，70年代的时候，英国、美国、德国、西班牙都有自己的国家宇航公司，它们的规模都跟波音不可竞争。英国的宇航公司后来进行了私有化，法国和德国政府在新公司的所有权份额降到20%以下。
　　彼得·诺兰表示，以上几个例子都体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西欧国家的企业向具有全球竞争力企业转型，并没有单一的转型之路，私有化过程通常是渐进的，而且很不彻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来说，比一般描绘的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