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左)、德国总理默克尔(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德国柏林出席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新华社/法新

    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中近乎“一枝独秀”的表现，把德国推上了欧盟领导者的地位，这是德国未曾预料到的。毕竟长时间以来，德国习惯于隐藏在法国背后“垂帘听政”。然而，这种对德国而言舒适的时光不再。随着法国的相对衰弱，德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不过，德国似乎很长时间里并不适应自己的领导角色，以至于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在2011年末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曾经表示：“与其说我担心德国的强权，不如说我开始担心德国的不作为”。当时热议的一个议题是，德国是否应该拿出更多领导力，甚至在欧洲充当“良性霸权”。与会的德国政治家刻意保持了低调。的确，当德国人真的想要按照自己的理念来应对欧债危机之时，在其他欧盟国家却重又出现了对德国的恐惧；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考德尔的“欧洲突然之间都在讲德语”的狂语，更是遭到了其他成员国的口诛笔伐。由此可见，在欧债危机中，德国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之中：一方面，德国若不愿救助重债国家，会遭到不愿承担责任的指责；另一方面，德国若是稍许展示自己的“肌肉”，为欧债危机的应对定调，即会被认为德国企图主宰欧洲。

　　应对危机德国人从犹豫到独断

　　当2009年底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刚开始爆发时，德国政府认为希腊人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并未把危机看作欧盟成员国共同的问题。早期可信的德国救助希腊承诺的缺失，也被认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而且这也为德国街头小报不负责任地大肆渲染提供了空间，例如《图片报》把希腊人描绘成懒惰、腐败之人。德国民众的普遍感受是，自己在“2010议程”下经历了痛苦的社会福利削减换来的经济成就，又为何如今要为不负责任的、大肆挥霍的希腊人买单。德国政治家在救助希腊上的犹豫正是迎合了这种民意。
　　随着欧债危机的日益恶化，德国最终不得不伸出救援之手。但德国在欧债危机的应对上明显采取的是一种双轨战略，在展示与重债国家团结、引入和扩大欧债救助机制的同时，要求所有成员国实施负责任的财政政策，甚至提议欧盟设专门委员监管希腊。为了整肃财政，默克尔曾希望修改欧盟条约，但是这将在多个成员国要走全民公决程序，因而遭到了其他成员国的反对。最终在2012年3月2日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英国和捷克以外的25个国家和政府首脑签署了《财政契约》，其核心是引入了债务刹车：各成员国仿效德国在宪法或等值的法律中引入“债务刹车”，若未符合此规定，可起诉至欧洲法院；另外，倘若某个成员国未来违反结构性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0.5%的上限，就会启动惩罚程序，只有在各成员国特定多数表决同意情况下才能终止该程序。而且，德国坚持，只有那些批准了《财政契约》并相应实施了“债务刹车”的国家，才有权从欧洲稳定机制中获得财政援助。这一要求此前在欧盟各成员国招致相当大的争议和抵触。
　　德国认为，解决债务危机的唯一方案只能是德国式的，即财政紧缩至上，为此，德国政府拒绝引入欧元债券，拒绝把欧洲中央银行变成最后借款人。默克尔甚至明白无误地表示，“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有欧元债券”。虽然迫于法国和南欧重债国家的压力，默克尔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例如在银行救助问题上，允许欧洲稳定机制将来直接向银行提供资金，但德国坚持救助的前提是在欧洲中央银行的领导下，并预先建立起统一的银行监管机制。

　　国内民意深刻影响德国政府政策

　　德国在欧债危机中坚持其“紧缩”至上的危机解决方式，换言之，德国认为欧洲只能通过变得更加德国，才能从危机中走出来，这与德国的经济治理理念有着紧密关系。不仅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及二战后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梦魇依然铭记在德国人苦涩的集体记忆中，而且德国战后因坚持以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是增强了德国人以紧缩应对危机的信念。哪怕德国迫于南欧国家的压力，在要求实施紧缩的同时，也被迫同意引入促进增长的政策，但是，德国对增长政策的理解也不同于国家：它强调的是结构性改革，而非简单的财政扩张。
　　但是，也必须看到，默克尔政府的欧债危机应对明显受到了德国国内民意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初期对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犹豫反应上。此后，虽然由于欧债危机的不断发酵，德国不得不救助，但由于民调显示民众对不断扩大的救助行动的抵触在持续增强，所以，默克尔政府在欧债救助的谈判中表现出了强硬立场，这也是考虑到执政联盟在过去的几次州议会选举中连连失利的尴尬境地。默克尔在欧盟层面不容谈判的立场得到了国内民众的认同，虽然民众认为执政联盟的总体表现差强人意，但是对默克尔的欧债危机应对的满意度始终处在较高水平，形成了独特的“默克尔现象”。
　　危机袭来，欧盟各国民族主义情绪显著增加，德国也未能幸免。虽然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相比，德国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仍然是较高的，但是历史纵向观察，德国国内的疑欧情绪有所抬头。在过去，欧洲被视作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如今，欧洲日益被视作德国的问题所在。德国民众普遍对欧洲一体化日益缺乏信心。一份问卷调查表明，对欧洲信心减少乃至没有的德国民众占63%；对于53%的德国人而言，欧洲不再是其未来。最近，德国的疑欧主义又添新例证：目前，一群代表自由和保守思想的知识分子正在筹建“德国选择”党，这是一个反对欧元的政党，在其支持者中例如也包括前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主席亨克尔。这个组织反对欧债危机中德国给予债务国的巨额救助，反对把欧盟转变成一个转移支付联盟，并要求取消欧元，恢复各国的货币。虽然这个政党要到4月才正式成立，但是今年3月初的一份民调显示，有26%的受访者表示，会在2013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投票给反欧元的政党。
　　德国国内疑欧情绪的增加不仅体现在民众身上，也反映在政治精英中。在以往，欧洲一体化是一种跨党派的“默认共识”，而如今，欧洲政策成为了各党突出自己形象、争取选票的议题领域，这一点清晰地反映在欧债危机中各党之间及其内部不同的立场上。例如，在执政联盟内部，尤其是自民党和基社盟一再在欧债危机救助问题上划出红线，甚至脱离执政联盟的路线，口无禁言，放出诸如“希腊可有序破产”、“希腊退出，并非世界末日”等的言论。执政联盟内部的不和谐声音，导致默克尔针对其在欧盟层面艰难达成的妥协方案，往往无法在联邦议会中取得“总理多数票”，而是被迫借助反对党的赞成票过关。另外一个奇特现象是，联邦议会每一次通过救助法案，就会有人诉至联邦宪法法院；虽然联邦宪法法院最终都有条件放行了相关法案，但是，这一举动不仅拖长了德国政治决策过程，而且增加了潜在的结果不可测性。
　　总之，德国欧洲政策的内倾倾向在日益加剧，这是指在以往，德国政治家不同于民众的短视，出于欧洲一体化的长远利益，敢于违背国内民意做出决策，而在此次欧债危机中，默克尔政府始终出于选举政治考虑紧跟民调，害怕做出有违民意的决定，会有损其所在政党的选情以及执政联盟的团结。显然，德国政府的欧洲政策受国内民意驱动的特点明显增强。而且，来自联邦政府内部、联邦议会各个政党以及联邦宪法法院等的阻力也限制了德国政府在欧洲议题上的作为，这种阻力事实上使得德国政府在欧洲层面的谈判中显示出不容谈判的立场，而这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使得德国成为各国的众矢之的，被指责只顾本国利益，而不愿为了欧洲的团结做出必要的让步。

　　德国要保持当前地位离不开一个强大的欧洲

　　不久前，德国各个政党的重要人物纷纷发表了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欧洲一体化未来的观点。其中，联邦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基民盟)的表述走得最远；他曾表示支持建立真正的政治联盟。这样的政治联盟势必触及德国《基本法》第20条联邦制国家原则等不可变更的宪法内核，按照《基本法》第146条，就必须通过全民公决制定新的宪法。
　　但是，德国各个政党在欧洲一体化到底应该往何处去以及应该走多远的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立场。尤其是基社盟表现出的态度更多的是希望利用全民公决来为阻止进一步让渡主权到欧盟层面。换言之，在某些人看来，全民公决是通往“更多欧洲”的民主之途，而另有一些人却恰恰希望通过全民公决来阻止进一步让渡主权到欧盟。这与英国表示要通过全民公决决定是否继续留在欧盟，是同样的逻辑。无论如何，鉴于德国执政联盟内部以及各党之间的分歧，默克尔总理也承认，目前讨论在德国通过全民公决来就欧盟将来应具有怎样的权限做出决定还为时尚早。
　　目前，在德国民众中，反对把预算决定权和预算监督权上交欧盟的人占了多数。随着欧债危机发酵时间的延长以及德国救助规模的扩大，民众的反对意见还会进一步增加。德国不少政界和经济界精英也公开发表了德国的承受力已经到达极限的言论。德国慕尼黑伊福研究所甚至已经测算好德国目前担保的金额可能会给德国带来怎样大的损失，其结论是：若欧元崩溃，德国最多要支付7710亿欧元。其他国家看到的是德国“这边风光独好”，而德国人看到的则是德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隐忧，一个国内热议的话题就是老年贫困。
　　虽然欧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的立场，但是德国从两德统一以来日益以本国利益、内政需要为导向，不愿再为欧洲的团结慷慨解囊，这令那些习惯于德国买单的其他成员国很不适应，更何况其他成员国普遍认为德国从欧洲一体化中获益最多。默克尔被某些媒体戏称为“Medame　Non”(一直说“不”的女士)，因为她把每项救助措施都与苛刻的条件挂钩。总之，如今在德国，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民众，其对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共识也不再是既定的、无条件的，这无疑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带来了诸多变数。
　　在此，人们也可以看到德国“正常化”的悖论：当两德没有统一的时候，德国的“不正常”状态换来了欧洲一体化的“正常”发展；但是，当两德统一后，德国想要像正常国家那样追逐自身利益时，就正如欧债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在其他成员国引发了猜忌乃至愤恨，而且马上又重现历史遐想。显然，基于德国的经济实力和历史责任，德国不能轻言只做一个正常国家。但与此同时，德国不能单独领导，而是应与法国合作，虽然伴随着法国经济的衰弱，法德轴心的重心已经倒向德国这一边，但是“政治和军事强而经济弱”的法国与“经济强而政治和军事弱”的德国之间的“不对称的对称”格局(斯坦利·霍夫曼语)并未被打破。结合德国在欧债危机应对中迄今的独断表现，德国前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谆谆告诫说：“欧盟也或许会因德国人而失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他表示：“无论如何，我们德国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欧盟这一伟大工程停滞、失效或崩塌的原因。全世界都在等待欧洲终于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其中，包括德国人与法国人以及其他邻国合作的坚定意志”。德国对于欧洲而言或许太大，但对于世界而言又却太小。因此，德国若想要在世界上保持现有的地位乃至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离不开一个强大的欧洲。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