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民贷款难,不能只靠上浮利率,更不能指望提供抵押,银行要靠动脑筋创新,更要挺起腰板担当。”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行长许锡龙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农民获取贷款以改变生活是一种权利,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有责任提供服务。 全国两会上,农民贷款难被代表委员热议。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华正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真发即指责银行嫌贫爱富,对较为弱势的农村融资需求不冷不热。一位银行业的委员则辩解说,农民“两手空空怎么能从银行贷款呢”? 事实上,农民贷款难是一个老问题,背后牵涉的因素非常复杂。虽然农民的融资需求是真切的,但是对于银行来说,放不放款确实费思量。一方面,农业是基础产业,周期长,很多时候靠天吃饭,它的风险较高;另一方面,农村的信用环境也较难程序化,管理费用较高,且非常容易发生违约,银行怎么算这买卖都不合适。 在国家一再要求支持三农的背景下,银监会提高了农村贷款坏账容忍度,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就不得不有所表示。不过为了规避风险,银行纷纷采取了两个办法:要求抵押物和提高利率。即便如此,农村金融的发展仍是中国金融的短腿,农民贷款仍是个难题。 “银行这么做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认为如果只往这两个方向使劲,很难解决问题,而且将引发新问题,比如农民贷款贵。”许锡龙说,农村的宅基地和土地使用权不能被抵押,即使抵押了(有些地方在尝试)银行也很难处理。另外,中国农业银行曾做过测算,如果真要规避风险,农民贷款利率要上浮70%,“这谁能负担得起?更有违国家支农的情怀”。 全国政协委员林毅夫认为,应该完善农村的信用体系,降低贷款风险,从而让银行更有动力放款。他说,农户的资金需求规模较小,而银行又需掌握其信用、经营能力和未来收入状况才能做出放款决定,如果有完善的信用体系,就可以减少银行的后顾之忧了。 然而,在许锡龙看来,解决农民的融资问题,需要各方协力,尤其是银行应该做得更多。“因地制宜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他举例说,在农业产业链发育比较成熟、生产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东部地区,金融机构可通过银行+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户等形式发放农户贷款,实现农户贷款的批量作业,以此降低经营风险和成本。 而在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可采用另一种方式。“可否考虑由政府主导、财政出资,建立担保公司,为农民贷款提供担保,帮助银行分担风险。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脱贫致富,既要靠‘输血’,更要靠‘造血’,财政在支农资金中拿出一些钱来做这个事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他说,农民融资本质上既是金融问题,也是财政问题。 另外,他建议,金融机构可联合当地政府,运用政府的行政资源,并借助村镇干部地缘优势,协助金融机构入户调查、筛选推荐、管理和收回贷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减轻金融机构工作量,弥补金融机构网点、人力不足的问题,节省金融交易费用,从而降低风险和成本。”许锡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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