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今年两会最大热点话题之一。的确，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历史任务，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无论对中国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城镇化的完成，则意味着中国正式告别二元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多年来，中国城镇化进展迟缓，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能破除城乡二元的不平等观念，不能打破户籍坚冰，不能给予进入城市的农民以平等的市民待遇。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2%；但如果不计入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待遇的2.7亿农民工，中国真正的城镇化率只有38%左右。
　　一个存在户籍界限，并且在此界限下衍生出五花八门不平等福利待遇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在城里工作、生活，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即没有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这种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假城镇化、夹生的城镇化、掠夺式的城镇化。它维持了以往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等级区分，人为制造了社会割裂。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难以打破的户籍制度。
　　正因如此，中国新型城镇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改革问题，即要通过推动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换言之，城镇化不仅仅是要让农民进入城市，更是要打破农民与市民的身份界限，废除身份等级，从而使中国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这是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
　　城镇化远非建设高楼大厦、柏油马路等基础设施那么简单，而必须展开一系列配套改革。除户籍制度改革外，至少还应包括这样一些改革：其一，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即在农民进城过程中，确保他们的土地收益权，避免进一步廉价掠夺农民的土地。其二，城市福利制度改革，即要在制度上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使进城农民工和市民同等享受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的城镇化，是城镇化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案例，既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出现拉美等国的贫民窟。其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法律甚至宪法，确保进入城市的农民享受和市民完全一样的待遇，从而避免出现假的或夹生的城镇化。其三，服务业准入的改革，未来几亿农民进入城市，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而中国制造业对总就业的贡献已经逼近极限，未来最大的就业潜力在服务业。只有消除服务业领域的垄断和准入，大力发展服务业，方能确保进城农民的“饭碗”。
　　城镇化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变迁，更是观念和制度的变迁，即要通过改革废除包括户籍在内的不合理制度，在社会生态中嵌入更多的平等元素，建立真正的契约和市民社会，实现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的伟大跃迁。否则，如果只是人为地圈地、造城，甚至将城镇化简单解读为房地产化，暗中推动房价暴涨，则城镇化失败的风险会急剧加大，城镇化所蕴含的最大内需也只能是画饼充饥。对中国的未来而言，夹生的城镇化不仅不会成为红利，而且将成为付出沉重代价后的负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