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正在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注意到了3月5日由财政部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2013年预算报告草案中的一段话：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加强对会议费、差旅费和公车的管理，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这段话在最近几年的预算报告草案中都会出现，引起过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高度关注，各级政府的三公经费究竟藏在哪些预算科目里？公众如何到公开的政府账本里去找？如何控制三公经费支出？3月7日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接受中国青年报社、新浪网联合访谈，就此进行探讨。
　　许多公众对于三公经费的认识都来自2011、2012年七八月间，中央90多个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但是在预算报告草案里，找不到“接待费、出国（境）费、公车购置、保养维修”这些预算科目。
　　蒋洪认为，由于目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预算报告还比较粗线条，所有的支出是按照功能分类的，没有按照经济分类。
　　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时，会按照两套分类体系对所有的支出进行分类，一套是功能分类，比如教育、卫生、国防、环境、公共安全；另一个是经济分类，比如工资、奖金、福利、差旅、接待、会议、用车、出国等等。在经济分类的信息当中，三公消费的信息可以展现，但是现在的预算报告中，只看到了功能分类信息。
　　2012年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表示，三公经费概念不清晰、口径和标准不够规范，不利于发挥约束和控制作用，也容易造成社会公众误读。
　　随后，审计署行政事业审计司司长刘正均表示，目前，公众对三公经费的认识不够全面，甚至将其视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公款出国旅游、公车私用和公款吃喝的同义词，而各政府部门在公开三公经费时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有可能误导公众。
　　蒋洪解释说，在预算支出的经济分类信息里，有些科目直接反映了三公经费，比如接待费。另外，有公务出国（境）费用及车辆购置、维护费用。
　　但是，现实中，不是所有的三公经费都放在这三个“抽屉”里。
　　“现有的财务制度管理下，每年这三个类别里预算的钱是有限度的，如果不够用了，可以用其他科目里的钱来填补，除了这三个“抽屉”，三公经费在其他科目里会不会有呢？完全有可能有。”
　　蒋洪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和部分地方政府公开的三公经费的数字，到底是从哪三个科目中整理出来的，还是还有一部分包含在其他科目里，公众不得而知。政府决心规范三公支出、控制三公消费总额，应该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凡是涉及到三公经费的，都要放在专门的科目里。
　　另外，可以进行制度改革。“很多公款消费发生在接待过程中，人来客往总是要接待的，但是为了公务，相互的接待是否可以简单一点呢？通常，在许多国家，公务接待也就是一杯咖啡、一杯茶。”
　　在蒋洪看来，公务接待不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预算科目，因为它资金很少，可以包含在一般的业务费、办公经费里。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科目，实际上就是我们认可了人来客往就是需要接待的。上级来的时候，招待费用要下级来承担；不同单位互相走动、互相接待；我执行公务的情况记在你的账上；你执行公务的成本又记在我的账上，这样在管理上很成问题，它不能显现执行这项公务真实发生成本的情况。”
　　担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时，蒋洪曾经交过提案，建议取消预算科目里的接待费。
　　蒋洪认为，取消招待费完全可以做到。某个单位的公务员出差的所有费用由本单位承担，财务管理上历来就应该这样，在制度上、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
　　“现在财政部门每年做预算的时候，接待费是必须要列出来的一个，必须要拨多少钱，接待一旦成为公务活动惯例的话，接待费就难以控制了，没有钱怎么办？可能转移到其他预算科目里。”蒋洪说。
　　他认为，目前预算科目里还有很多钱是活络的钱，比如项目支出。
　　按照我国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公共财务支出经费分为基本经费和项目经费两块。基本经费就是人头费，根据你有多少人、有多少事儿下拨，算得比较死，能够做文章的余地很小；项目经费是在这一年当中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比如说要搞一个重大的科研项目、开一个重大的会，财政部门就要专门拨钱。
　　蒋洪表示，怎样使用专门的项目经费有很大弹性，而且项目经费体量很大，所以，当基本经费里招待费不够用时，就会先在其他科目里找，看有余的地方就放进去，或者直接就找项目经费。“据我观察，项目经费这一块大概占到部门预算的三分之二，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三公支出不能放在项目经费里。”
　　曾经有一种意见，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需要一些公务接待，包括使用公车，完全取消做不到。那么怎样最大压缩呢？蒋洪建议，有关三公消费的部分可以按人头建账。实际上，目前很多公务支出是按照人头建账的，比如发工资、发奖金，发福利，“有关三公支出的部分，也是可以是按人头建账的，比如使用公车，谁使用了？如果张三使用的就记在他的名下，吃饭谁去吃了，也记在他的名下。这样的话责任就明晰了，如果能把三公支出的信息更具体更详细的公布，还能形成社会监督。”蒋洪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