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水污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持续而又广泛的关注。山西长治的水污染事件、山东潍坊被疑有企业往深层地下排污的消息，以及新近爆出的北京密云水库上游出现的垃圾坑等等，都进一步加大了公众对于水问题的关注，为什么这样的事件会接二连三的上演?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和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刘戈共同评论。

　　多地揭出水污染，特别是地下水污染真相，我国一半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为何会有肆无忌惮者胆敢深井排污?公众向水污染宣战之路应该怎样走?还民众清洁之水职责又该谁来承担?

　　这两天有媒体报道，在北京密云水库上游蟒牛河的老河床上，一个占地三千多平米的巨型垃圾填埋坑存在了三年。昨晚密云县不老屯镇，政府新闻发言人做出回应。

　　不老屯镇政府新闻发言人：关于媒体报道的，《密云水库上游现垃圾巨坑》一事，经现场核实，情况基本属实，已采取措施如下：一立即清运，协调运力。预计2月25日中午前，将过去倾倒的生活垃圾进行处理。二经北京市水环境检测中心，密云水库分中心检测结果表明，密云水库水质符合国家地表饮用水二类标准，水源地水质安全可以放心饮用。三在全镇范围内，对垃圾问题进行彻底排查，切实落实长效机制。

　　在上海松江工业区和车墩镇间的一条受污染的铁路河，上海市松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通过翻查数公里雨水窨井，最终将污染源锁定为日腾电话配件(上海)有限公司第三工厂。

　　刘凤强(上海松江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在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废切削液，然后进入雨水管道，最后排到外面河道里，主要问题是两个指标超标，一个是色度，它成乳白色的，还有一个是COD超标。

　　近期的水污染事件牵动目光，一些网友发起了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的悬赏接力，在温州网友金增敏微博曝光，温州瑞安仙降街道旁的河道严重污染，并称环保局长要敢在河里游泳20分钟，我拿出20万元。

　　这几天有关山东潍坊的地下水污染事件，闹的沸沸扬扬。近年来，打井行业再次兴旺，不少打井队悄悄帮企业打起了排污井，现在当地的打井灌污已形成一条，初具规模的地下产业链。《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在寿光、羊口镇和台口工业园区内，随处可见墙上张贴的打井小广告，记者拨通一个号码，自称是一家塑料厂新厂区，要打一口排污井，与打井师傅约定地点见面详聊。

　　记者(《中国证券报》)：打井队主要的客户，据我们了解到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具有重污染的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

　　潍坊近年来的地下水污染，正是从一般潜水层蔓延至150米以下的地下深水层。在污水处理能力不足之外，企业凿井偷排的动力在于，逃避缴纳污水处理费。

　　记者(《中国证券报》)：现在整个潍坊市对于遏制污染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抓手，就是通过不断提高企业的污染排放费用的收取额度。

　　1月中旬，《经济半小时》记者和环保志愿者张祥来到北京立水西桥的清河河段，河边是臭气刺鼻，河道内各种生活垃圾随处可见，甚至这里还能看到动物尸体，河面上还飘浮着黑色棉絮状的赃物，在这段景观长廊的下方，就是一个冒着臭气的排污口。

　　张祥(环保志愿者)：你看这(污水)水，一进(河道)去以后，马上就把那个河水污染了，特别明显。这排污口是365天，常年排污，这要是夏天你来。你干脆你就得捂着鼻子走了。

　　顺着这个排污口，往东大约两公里，记者随张祥来到了太平庄东路附近的清河河段，一个宽约八米的巨大排污口正在往清河排污。

　　刘戈：我们能下河游泳了 水污染的治理才算见成效。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们以前的印象里，河里都可以游泳的，但是现在有企业家出来和当地的环保局局长打赌，说你敢下去游泳我给你20万，这个赌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温州的市委书记去年曾经说过，“咱们以后的环保标准怎么来检测，咱们不靠仪器，咱们靠什么时候环保局长可以下河游泳，那这个水算治理好了。”现在半年过去了，显然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环保局长说，现在我还不适合游泳，所以我不能去。那么什么时候咱真的能够全国的大河、小河都能够让我们游泳的地步，那可能我们对于水污染的担忧就能降低很多了。

　　马光远：现在地下水也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污染问题。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事实上，中国的很多城市的环保局长也好，市长书记也好，都以下河游泳作为提倡大家加强环保意识的一个绿色行动。我记得广州的市长、书记基本上这两年都在游泳，我非常的期待他们能在河里扎一个猛子，我觉得到那个时候，珠江的水就真的不错了。当有一天，书记、市长的游泳成为河水是否清净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事实上已经给我们敲响了危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危机现在在扩展，我们以前关注的是江河湖海，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水，现在我们看到地下水也出问题了。而且现在很多的统计说在90%以上，这个数字让我感觉到有点触目惊心。

　　陶海军：目前河流污染情况严重。

　　(本台记者)

　　河流污染的情况，以前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那都是很局部的，没想到这个(召集令)发出去以后，很多人都参与进来，媒体界的、法律界的，我就从里面挑选了一些，污染情况特别严重的，就开始在微博上进行一个展示。它(水污染)分为三种，一种是生活垃圾污染，特别严重的。你像这个是怒江的上游，大概是在六库、福贡、贡山这个县段。你看很严重，第二种是属于暗管的直排，这是重庆。市里面嘉陵江的一个。还有一类污染是更严重，就是河里面既有生活垃圾，又有工业污染。

　　刘戈：以前风景优美的小河现在变成了垃圾场。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其实每一个人对家乡的思念都会和一条小河有关，所以唱歌的话经常都会唱，“我思念故乡的小河”，有这样的句子。但是现在尤其是在北方，原来在80年代之前，我们记忆力里面那样的一些，非常优美的，风景非常好的小河，很多地方都已经成了永远的记忆。现在包括整个黄河流域，现在已经是重度污染，海河流域是重度污染。黄河流域五类劣质水现在已经占到了20%，海河流域已经占到了40%。可能在南方有一些地方还能见到家乡的小河这种情景，但是在北方、华北地区很多地方，当我们回到我们记忆当中认为非常优美的小河的时候，发现已经变成了垃圾场，或者是变成了牛奶河。

　　马光远：我们的环境在恶化。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家乡的小县城有一条母亲河叫“葫芦河”，我小的时候玩得口渴了，就会用手把水掬起来喝水。喝水的时候，特别不小心的时候还会把鱼举起来，但是现在有人如果说你到葫芦河里，你掬一把水出来喝，可能人家认为你会有病。这个变化事实上说明了我们整个的成本环境的变迁逐渐的在退化，我想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刘戈：这里面有深层次的利益博弈。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这里面有一个利益博弈，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造纸厂，或者是一个制药厂，它主要产生污水，污水怎么办?他处理污水需要钱，这可能是一大笔开支，另外打井也需要钱，但是打井的这个钱，如果监管不太严的时候，那可能打井这个钱就要比治污的钱要少，那么他就会选择打井。反过来，如果你监管的很严，严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自己又不愿意去花那个钱去治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他要把水的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时候，企业可能又觉得我不挣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不在你这干了，我找一个能容忍我污染的地方去。在这个时候又给政府出了一道难题，利税大户要走怎么办?所以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里面，各种各样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马光远：政府的眼睛里不能仅仅只看到GDP。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事实上从70年代开始，全球已经在搞绿色GDP，而且关于绿色GDP的指标怎么样进行测算?怎么样大家形成一个共融的发展?关键是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帐谁来承担?这个成本谁来承担?如果在没有监管的条件下，对企业来讲，它肯定要把污染排向外边，因为这个成本不在它的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不用为它去买单。但是如果说相关的法律，相关的监管，要求环境成本本身必须企业来承担的时候，那么对企业来讲，这个成本在资产负债表上会体现出来，所以企业想方设法要把环境的成本推向社会，不是由它来承担，而是由别人来承担，子孙后代来承担。对于政府也是一样的，如果政府眼睛仅仅只看到GDP，那么GDP的环境成本究竟怎么样?对政府来讲，这个在他资产负债表上也是没有环境这一项的。

　　现在来讲，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在我们的环保部、环境科学研究院等等网站里，相关的数据根本查不到。中国这么多年以来，环境成本究竟有多大?你居然查不到数字，现在只能估算说，环境退化成本有多少?生态环境退化成本有多少?即使这些环境退化成本的数字也是触目惊心，占我们现在的GDP达到3.5%到4.0%左右，这个成本是相当大的，而这个成本是一个直接成本。现在很多人在开玩笑，说如果把中国这十年的发展的环境成本计算在内，我们的GDP的资产负债表上，究竟我们是赚钱还是亏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制度，也不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理念，而关键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让这些该承担成本的人、企业承担起来。

　　刘戈：我们的法律体系应该支持监督治理水污染的公众行为。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监测一直被认为是专业的一个技术，可能在专业的系统里有各种各样的监测，我也都看过各种各样的监测报告，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来说，你现在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东西全查清楚，我觉得可能有困难，这里面需要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也就是说，当你把整个的一个监测系统变成一个开放系统，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到对于自己的家乡的小河的监控的时候，可能比仅仅是政府的相关部门自己在做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封闭型工作的效果要好得多。

　　除了政府的开放和态度，包括政府的严格的处罚，还有一点，我们法律上的支持也非常的重要。像马军这样的人，如果他对于这样的一些企业进行追踪，进行起诉的话，最后法律能不能支持他?多年以前有一个电影，美国电影叫《永不妥协》，朱莉娅。罗伯茨演了一个好几个孩子的母亲，就是因为旁边有一个企业进行污染，为了正义进行诉讼，最后为自己的邻居取得了高额的赔偿。那么我们法律体系能不能支持这样一些公众行为，这一点从未来来讲有很重要的意义。

　　马光远：我们应当经常去做水污染的普查工作。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民间组织也在做相应的工作，这个工作非常有价值和意义。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水污染究竟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普查工作，当然政府的普查更重要。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如果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意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信仰，就是这条河跟我自身、跟我的祖先、跟我的祖孙后代都有关系，那么尽一点点责任，我们目前的环境还是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环境治理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企业的责任。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意识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马军：地下水的监测数据应该及时向公众披露。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觉得在地下水的这块，在监测方面当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既得的监测数据，应该及时向公众报告，就像灰霾最终促使PM2.5的数据加以披露，那么我们现在地下水的这些监测的数据也应该更多地披露。

　　另外，在国际上这些企业所要承担的代价远远要高于在中国的这些企业，在中国可能就受到了一定的处罚，而这个处罚常常还是非常有限的，常常是一次性的。而在国外，以美国为例，建立了一个“超级基金”的制度，对造成土壤地下水严重危害的企业，要求它们承担清理修复的费用，那么这种费用常常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企业连续多少年投入去治理。最后效果都是很有限，但是这些企业，得到了巨大的教训，所以对于地下水污染的有一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态度。未来在中国，我们的企业也需要被置于这样的压力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