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世界经济形势极为复杂的一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的深度转型期，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纷纷启动了宽松货币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影响，也给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带来了冲击和影响。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是结构性矛盾的凸显期，切实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是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的重要抓手。
世界性货币宽松与各国经济转型调整的多样性
2012年第四季度，世界性货币宽松将显著影响第四季度和2013年的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复苏进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深度转型调整期。
长增长周期起步阶段的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自2009年第三季度恢复正增长后，连续14个季度保持经济的正增长，尽管第四季度的GDP较第三季度环比下降了0.1%，但这种小幅波动并不能影响美国经济持续向好的趋势。美国经济总体上处于新世纪长增长周期的起步阶段，突出表现为总供给的正向冲击和总需求的可持续扩张。
新能源产业发展降低了美国经济的能源成本。2012年是美国“页岩气”全年产量预计将超过2400亿立方米，是2007年页岩气产量的6倍以上，占美国天然气能源的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并推动天气然能源在国内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提升(由2007年10%上升至2012年的33%)，从而使天然气对煤炭和石油能源消费实现了显著替代。在美国新能源革命的推动下，美国产业的能源成本将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从而形成宏观经济层面的总供给成本下降。部分拥有较高技术含量，且能耗或资源消耗量较高的制造业开始向美国国内回流，成为美国新能源优势的重要体现。
物联网技术发展有望进一步降低物流和交易成本。2009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ARRA)，率先在智能电网、卫生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使用物联网技术。在物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物流成本有望下降2个百分点，至7%左右，并在运输准确率、效率和小额商品精准物流等领域取得长足的发展。
云计算技术为降低信息处理成本和推动美国经济模式创新准备了条件。云计算技术的出现与大规模使用为美国经济消除过快增长的信息处理成本，提升信息处理效率和增强信息处理的便利性提供了重要帮助。
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可持续的需求支持。2012年第四季度，美国家庭资产负债率下降到9.9%，处于历史上的较好水平。更为关键的是，上述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并非依靠家庭的增收节支和不良资产处置而取得的，家庭持有资产价值的持续上涨，特别是金融资产价格的上升是资产负债表得到持续修复的重要原因。资产价格的回升为保障美国家庭的消费稳定、恢复家庭的投资能力和维护家庭经济活动的财富效应影响都提供了重要支持。
总体预计，2013年的美国经济将进步长周期轨道，随着宏观经济的逐步复苏，美国政府也将启动或激进或缓慢的政策退出程序，“财政悬崖”等政策性风险还将在一定的时期内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以金融改革和货币宽松为主要复苏手段的欧盟经济
2012年第四季度，欧盟经济增长实现了缓慢复苏，增速预计将达到1.8%左右，并推动欧盟全年度经济增长实现1.3%-1.5%的经济增长。中心国家开始同意并积极支持欧盟边缘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以金融监管改革和货币宽松为主要支撑手段，推进欧盟经济特别是欧元区经济的复苏进程。
2012年第四季度，欧盟各国就金融监管改革的取向和要求基本达成了一致，核心的内容包括：第一，建立银行联盟计划，推动统一银行监管机制的建立；第二，改善银行压力测试，以共用的担保实现单一破产管理；第三，建立专业化的存款担保机构，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实施差异化的保护；第四，欧洲稳定机制(ESM)将在2014年3月1日后，实现对银行的直接资本补充，而不是通过向主权国家提供贷款来间接实施。
第四季度，欧洲央行开始直接购买处于危机之中的欧元区国家的债权，以帮助其降低国债收益率；而至年末，欧洲央行开始实施“货币直接交易”的债券购买计划，将购买无上限的冲销式债券以稳定市场，并将其锁定在1年-3年的短期国家债券。但欧洲央行对货币宽松操作还表现出谨慎性的特点，包括不强调货币当局在债券购买中的优先地位和强调欧洲央行要在未来积极回收该计划产生的流动性两点。
以适度通胀和日元贬值为目标的日本经济
日本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仍未公布，我们认为日本已表现积极的一面：失业率自年初的4.5%左右下降到4.2%左右，新增就业岗位超过了新增就业人口，经济增长已经开始缓解存量就业压力；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仍然呈下降趋势，通货膨胀的目标值远未达到。根据菲利浦斯曲线的结论，物价与就业之间存在直接的替代关系，日本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要比受到日元汇率拖累和政府债务积累压力下的情况乐观得多，以此所换算出来的总供给增速约达到3.5%，即使考虑到市场出清的压力，修正后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增速也将保持在3%左右(即真实GDP增速)。
中国宏观经济：战略机遇期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第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实现了7.9%的增速，并带动全年经济增速上升到7.8%，经济总规模达到了519322亿元。2012年经济运行总体上实现了“两高一低”的目标：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全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实现了12.6%和13.5%的增长；新增城镇就业人口1188万人，失业率保持在4.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6%，较2011年下降2.8个百分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处于平稳期和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不稳定的矛盾有所突出，宏观经济波动性风险凸显。
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新条件
首先，世界经济将摆脱危机影响进入调整转型期。美国经济已基本进入增长周期，伴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稳定，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也将逐渐启动，投资的恢复、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国际供应链条的调整都给我国最终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为我国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和优化贸易条件提供了重要的空间。
其次，新技术创新浪潮将为我国提供重要的转型动力和发展空间。当前，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信息技术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我国也在相关技术领域积累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新技术浪潮有望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下个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长周期。匡算数据表明，我国信息、生物和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新能源、现代交通等行业投入研发费用的规模达到3459亿元，引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4万亿元。
第三，城镇化和垄断行业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长周期的重要支撑。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达到52.57%，比2011年提高1.3个百分点。目前，大多数新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群体在从事的行业、工种和晋升渠道等方面都与城镇职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总体上属于较低层次的城镇化。因此，我国城镇化还有着巨大的空间。据匡算，我国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合计年度直接扩张内需的规模就将达到8220亿元。
垄断行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2012年我国工业部门的垄断企业营业收入约占全国的23%，利润水平约占27%。垄断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仍高于非垄断行业，差距不大，但足以吸引社会投资进入到垄断行业。所以在破除行业垄断的同时，应扩大行业投资规模，提升产品竞争能力。
结构性矛盾凸显期的主要表现
第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产能相对过剩矛盾是动力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当前，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消费能力。其中，扩大投资规模是效率最高、直接产出效果最好的拉动方式，但受到我国主要行业产能过剩影响，导致直接投资规模扩张面临较大的风险，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小。
第二，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与创新能力不足是产出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15915亿元，同比增长11%，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77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07%。企业经营成本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成本上升和环境保护成本上升的影响，总成本上升的压力很大。创新能力不足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并使得大多数企业只能在原有产品和工序中继续维持生产，资产流动性减弱、经营自主性压力增大、企业抗风险能力下降，最终形成产业结构的固化和产出效率的持续下降。
第三，系统性金融风险与“货币超发”的矛盾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2012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57605亿元，同比增加29300亿元，增速为22.8%；同期M2的余额达到97.4万亿元，同比增加9.1万亿元，增速为13.8%。总体上看，我国融资结构呈改善态势。但在结构上，系统性金融风险仍在持续累加。从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上看，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企业债券增长很快，年度融资规模合计占比达到年度融资总额的30%。其中，前两者与银信合作等“影子银行”业务密切相关，企业债券融资中部分包括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券，并与“影子银行”贷款相联系和累加，形成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的两个系统性风险——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影子银行”的信托等业务。
第四，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非对称调整是国际与国内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发达经济体的主流政策搭配模式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中性(日本)甚至紧缩性(美国、欧盟)的财政政策。而我国则坚持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框架，形成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的非对称性。如果这种非对称的调整难以在短期内纠正，国内将不得不保持着较高的利率水平和较为紧张的资金供给，从而引起国外套利资本和其他资本的进入，并借助我国金融市场上不断改善的资产杠杆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获得大量的资本回报和超额收益，从而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产业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收入分配改革起步，逐步推进到交换领域，当前改革的重点又重新回到收入分配领域。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是解决当前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的重要突破口。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构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货币政策体系
当前，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在积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下，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防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
首先，深化金融重点领域改革，支持建立合理的主体间收入分配关系。应进一步深化金融重点领域改革，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要继续推进大型商业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企业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动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坚持推进和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其次，优化信贷政策，积极支持就业，促进要素间收入分配关系的完善。应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等的信贷支持。继续完善民生金融，努力支持就业、扶贫、助学等民生工程。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切实保障居民住房的居住性需求和改善性需要。
再次，坚持市场化取向，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善交换与收入分配关系。要继续推动债券产品创新，创新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稳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继续支持香港等境外人民币市场发展，鼓励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和循环，做好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发行债券，以及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的准入和市场监管。稳妥推进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积极做好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试点相关准备工作。开展跨境个人人民币业务。
最后，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优化居民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度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保护存款人权益。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改善发行和交易渠道。拓宽居民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
综合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实现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的全面发展
当前，应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框架下，综合利用财政投资、补贴、税收等多种手段，坚持以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为抓手，化解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宏观经济与企业和个人等微观主体的全面发展。
首先，完善就业支持政策，保障生产与分配的利益关系基本统一。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创业规模，创造平等就业环境，提升劳动者获取收入能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其次，加强农民收入支持力度，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财政政策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
第三，大力推进城镇化，构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收益分配的平台。要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第四，加强按劳分配制度建设，促进劳动要素内部分配关系的基本平衡。我国劳动要素主要分布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中，促进劳动要素内部分配关系平衡的关键是保障分布在不同属性单位中劳动要素报酬的基本平衡。促进民营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建立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分配制度。
第五，建立政府对居民的直接支持渠道，从源头优化政府与居民间的分配关系。具体政策目标包括：一是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二是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
第六，加大民生支持力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改善政府与居民间分配关系。要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七，完善税收调节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居民间收入分配关系。当前，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改革个人所得税，完善财产税，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具体包括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等环节税收制度，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以及合理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政部财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