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力推宽松货币政策的“坚决”态度令全球市场关注。2月7日，安倍再次公开表态称，“(日本的)通缩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加以解决”。
所谓的“安倍经济学”不仅压低日元汇率，而且“引领”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扩张。
面对发达国家货币宽松对新兴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专家指出，中国面临短期资本再次阶段性流入的可能，对可能爆发的“货币战”也需要未雨绸缪。
形势 “安倍经济学”助推廉价日元
从竞选之日起，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就多次宣讲其意在带领日本“摆脱通缩”的政策，该政策可被概括为“通货再膨胀政策”，政策核心包括增加基础建设的公共支出、降低企业税率和货币宽松政策。而他所倡导的政策也被日本媒体称为“安倍经济学”。
在这一整套“安倍经济学”中，货币宽松政策尤其引发了国际市场的关注。1月底，日本央行将其通胀目标增加了一倍至2%。并宣布将从2014年开始，“不设期限”每月买入13万亿日元金融资产。日本央行称，2013年其将提供50万亿日元的资金，2014年起还将继续增加。
就在最近，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请求提前离职也被视为对“安倍经济学”的妥协。日本央行行长的任期为5年，白川的任期本应到今年4月8日结束。但是，白川5日在与安倍会谈时表示“两名副行长将于3月19日任期届满”，为保证央行新领导层同时到位，他希望将自己的任期也提前到3月19日。由于白川方明一直主张稳健的货币政策，因此，他的提前离任也被市场解读为安倍所倡导无限量货币政策在未来很可能将被进一步强化。三菱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的高级外汇和固定收益策略师Daisaku Ueno指出，白川方明的辞职将加快央行领导模式的转变，新政府将任命一位支持更宽松货币政策的行长。
安倍在2月7日也再次强调了其实行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决心。安倍当日在国会讲话时指出，通缩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加以解决。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从某些指标如失业率来看，日本经济并非那么糟，但是从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劳动力增长水平等指标来看，日本经济增长确实存在问题。“安倍的前任们也曾经采取了很多手段来试图提振日本经济，但是都没能解决问题，目前来看，货币手段可能是能采取的唯一手段了。”
从2012年底正式当选至今，安倍所倡导的“无限量扩大量化宽松”政策正在一步步压低日元汇率。自从2012年11月以来，日元兑美元汇率已经下跌了超过12%，目前1美元可兑换93日元。2月6日，美元兑日元汇率一度触及93.77水平，为2010年5月1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已经开始预测，日元很快就会跌至1美元兑换100日元的水平。
赵庆明指出，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一年时间内从最高点75跌至目前93的水平，跌幅已达24%，如此深的跌幅对于大的国际货币来说，是罕见的。“日元可能已是强弩之末，未来再贬值的空间已经不大。”赵庆明指出。
日元正在变得越来越廉价，《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指出，日本投资者将更加积极地寻找收益，增加非日元资产的种类，防止日元贬值可能造成的损失。投资者已经重新开始谈论“日元套利交易”，在典型的“日元套利交易”中，投资者将日元作为一种融资货币投资于其他货币或资产，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趋势 国际资本回流新兴市场意愿强化
日元贬值只是事件的一个表象，事件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日本接棒欧美的货币宽松，正成为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助推器。
“由于当前大部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期限，对自身和全球经济的作用效果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推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央行最新发布的《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
“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投资机会匮乏，日本的基础货币扩张不太可能转化为国内广义货币供给，或将涌入国际市场。”华创证券宏观策略研究主管华中炜表示。他还指出，随着QE4启动和资产期限的缩短，美联储扩表速度将较2012年显著加快，而美联储提前退出QE仍是小概率事件；欧央行可能启动OMT计划。在各国竞相放松货币政策的环境下，全球流动性规模将进一步扩张。全球风险偏好有望进一步提振，强化国际资本向新兴市场流动的意愿。
流动性泛滥使新兴市场再现资本回流压力，尤其是亚洲的各个新兴经济体，面对“邻居”国家大开的水龙头，资产泡沫膨胀的风险正在增加，也已经引发了监管层的密切关注。
2月6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再次对韩元走强发出口头干预。该部的一位官员称，当局密切关注日元对韩元汇率的急速下跌，并警告可能入市采取实质干预措施。可能的措施包括调低银行外汇衍生品交易仓位的规模限制以及对外汇和债券交易征税。
香港方面，据瑞银发布的报告，香港楼价已连续三周达到每周约1%的升幅，今年以来楼价累计已升2.6%。针对日前市场上传闻的香港特区政府将再推政策压制楼市的说法，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表示，不会对市场传言做回应，但当局会时刻关注市场发展，有需要时会推出新的措施。与此同时，恒生指数正处于21个月以来的高点。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则指出，解决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亚洲经济体需要采取联合和理性的举措，东亚主要经济体之间基于经济融合的政策对话应该常态化和透明化，同时，东亚经济体也应该发出共同的声音，并利用G20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向发达经济体喊话，要求发达国家们履行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对东南亚各国的要求——紧缩货币供应、进行严格的结构性调整。
影响 国际资本或再次阶段性流入中国
2012年国际收支数据显示，中国自1998年以来首现资本和金融项目(通称资本项目)逆差。不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日前指出，由于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主要是市场主体根据境内外利差、汇差等市场环境变化开展的“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的财务运作所致，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因此平衡的基础尚不稳固。如果2013年国内外环境一旦向好，不排除还可能出现阶段性的资本流入压力。
数据显示，A股市场目前比去年11月的低点上涨了23%。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撰文指出，以日本新一轮量化宽松为代表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可能改变中国面临的短期资本流动的方向。“我们的月度监测显示，从2011年第三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除个别月份外，中国持续面临短期资本流出。这既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有关，也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与中国资产市场表现低迷有关。然而，随着2012年第四季度以来发达经济体不断出台量化宽松政策、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削弱、中国经济增速企稳回升、人民币升值预期重现以及中国股市开始走强，中国面临的短期资本流出已经显著放缓。”张明建议，通过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账户管制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来应对新一轮短期资本流入。
央行《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情况看，极度宽松的货币可能导致全球增长与通胀的组合关系有所变化，较低的产出对应着相对高一些的物价上涨。实证检验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CPI对产出缺口变化的弹性有较明显提高。在此背景下经济回升和需求扩张可能会较快向CPI传导。全球超宽松的货币环境还会持续较长时间，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不断加力，潜在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需关注。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第四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显示，41.7%的居民预期下季物价水平上升，较上季提高了4.7个百分点。需要特别关注预期变化可能对未来物价产生的影响。在经济转轨发展阶段，金融宏观调控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风险。
而对于日本政府日前推出的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会密切观察这个政策的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