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早上7点，冀女士像往常一样，开车驶出西二环，一闪而过的出租车，刺眼的街灯，一切如旧。
然而仅仅半个多小时后，这一切便发生了逆变。“车前面的路迅速模糊起来，天空也看不到了，就连两旁街灯也只能看到隐约的光晕。”冀女士说到这里，变得激动起来，“这场雾霾似乎像是从天而降，来得太快了。”
当日，很多居住在北京的人都经历了冀女士遭遇的一幕。按照北京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当日上午9时的PM2.5指数最高站点高达456，而当日美国大使馆下午公布的空气数据则显示，PM2.5指数达到了845。
如果用空气质量指数AQI来定性，指数超过500属于“爆表”，换算下来，即PM2.5指数达到300，便是最严重的污染。
显然，这一次的雾霾天气已经超出了国际制定的空气质量可以忍耐的边界，但是，或许另一个问题更让人难以忍耐：这场雾霾距离上一次大规模遭受细颗粒物污染的灰霾天气仅仅只有一年时间。
2011年年底，大范围的雾霾天气让全国范围的人群认识了PM2.5，促进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二次修改中加入了PM2.5的相关内容。但现在，比2011年年底更严重的雾霾天气还是来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按照现在的治理进度，雾霾何时散去？
从1月10日开始，连续六天的污染席卷中国，按照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数据，1月12日19时，东北三省，西北的新疆，华北平原，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以及河南、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等中部省份，均呈现出大范围的重度和严重污染。
几日来，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石家庄、保定、邯郸、天津、沧州、廊坊、唐山等地连续发布大雾橙色预警，山东、四川、安徽等省市也发布了橙色预警，河南新乡和开封甚至发布了红色预警。“此次大气污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种天气条件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不光是北京、京津冀，而是大面积的区域超标，统计公布的是33个城市，实际上不只这些，还有很多城市没有纳入监测范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柴发合对本报记者表示。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PM2.5达到800，PM值就会超过1000，PM10达到800就是沙尘暴，所以这次按照PM值算比沙尘暴还厉害，而且是致命的沙尘暴。”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表示。
王跃思所说的致命，源于他对广州市1954-2006年期间肺癌癌症致死率与霾的关系研究，作为国家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员，他从2001年开始持续监测和关注灰霾的成因和危害，“考虑7年滞后期后，广州市肺癌致死率和霾粒子浓度的相关性高达0.97，而吸烟的相关度都没有这么高。”也就是说，你今天呼吸到的污染空气，或许将在7年后致命。
面对致命的PM2.5“霾暴”，疑问不禁浮出水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次有PM2.5认知以来史上最为严重的雾霾？
根据北京市环保局1月14日对外通报的北京雾霾原因，将这次污染过程归为三个因素，其中，首要根本原因是燃煤、机动车、工业、扬尘等污染源排放量大，直接原因是近期极端不利，重要因素是区域污染和本地污染贡献叠加。
王跃思目前正在进行《京津冀大气灰霾成因与控制策略研究（2012-2017）》的国家课题，据他向本报记者透露，根据该研究，北京PM2.5大约30%-40%来自原始排放，20%-30%来自大气中的光化学转化，30%-40%来自于区域的协同贡献。
“北京的PM10主要来自内蒙古西部、山西陕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安徽江苏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以及山东西部，PM2.5方面则除以上地区外还有天津南部和山东其他地区的影响。”王跃思称，“根据2006-2010年的数据统计，北京空气污染受区域传输线性增长，PM10为每年5%，PM2.5为每年3%，所以北京仅靠降低自身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无法解决周边污染物排放与传输，目前仍难以改变‘三分之一靠天，三分之一靠自己，三分之一靠周边’的格局。”王跃思表示。
上一次大范围雾霾，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二次修改中加入了PM2.5的相关内容。面对此次雾霾，按现在的治理进度，什么时候能够呼吸到“达标”的空气，或者，更进一步，呼吸到干净的空气呢？
目前，学界和业界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应急预案和区域联防联控方面，认为上述两项亟须改进和推动。“北京在出现雾霾后启动了《空气重污染应急方案》，从启动预案本身看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在既有监测的数据基础上，提前出台预案，或者说，不要在出现最高级别的雾霾天时才出台，可能就会减少雾霾的影响和危害。”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本报记者表示。“做好应急预警有两个方面要改进，一是管理体系，政府应该起到组织、领导的作用，把相关地方组织起来，研究、制定区域重污染防治的制度、机制、考核办法，然后通过建立这种有效的机制，另外，要改变目前的被动应对为主动应对。”柴发合表示。
另一方面，雾霾根治的矛头还指向了区域间的大气联防联控。本次的雾霾天气，对于北京等大城市而言，部分污染源来自于周边的工业污染，从而加重了雾霾的发生。
其实早在2010年，国务院层面就下发了《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对于防控的重点和治理都有明确，其中，特别提到，在全国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下,不定期召开由有关部门和相关地方人民政府参加的专题会议,协调解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组织编制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规划，明确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污染防治措施及重点治理项目，并到2011年年底前,完成规划编制和报批工作。
这一举措在去年12月环保部发布实行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中也得以再次体现，按照“规划”，将建立统一协调的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全国环境保护部联席会议制度下，定期召开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然而，一位地方环保局负责人曾对本报记者表示，联席会议制度实行后一直难以推进，“仅靠该城市自己治理，再达标，周边的风一吹，该城市的空气又脏了。”
对此，王跃思也表示，“联席会议制度，或者说区域联防联控之所以陷入困境，最大的原因在于体制，环保部与省级政府之间属于不同的行政职能划分，而且地方环保局局限于地方政府的实际管理，难以起到有效的监督和执法。”“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三区’‘十群’重点区域到2015年前，平均每年PM2.5年均浓度下降5%，如果按照这个进度，大部分地区达标要20年，甚至30年。”绿色和平能源项目主任周嵘表示。
而王跃思的观点更悲观，“20年呼吸上好空气已是比较乐观的情况。”对此，王跃思建议参考欧洲和美国的空气污染治理经验，在目前的空气污染重点防控区域内，成立跨区域的空气污染治理委员会，每个地方拿出GDP的1%来交给委员会专门治理空气污染。
马军则建议，应建立长效的减排方案，摸清全国范围各个城市和地区的污染源情况，并进行分类和统计，同时将这些污染源对公众公布，只有接受公众监督，企业才有减排压力，各个地方才会根治污染，“只要每个地区的空气污染状况都好起来了，区域联防联控的难题自然就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