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酝酿了8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呼之欲出之时，用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更加受人关注。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6。对于数值波动在0-1之间的基尼系数来说，0.4是一条“警戒线”，超过这条线则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两极分化较大。资料显示，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约在0.24到0.36之间。

　　那么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究竟是多少？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未必能准确回答出来。

　　2000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的十年间，再未见官方数据发布。仅在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中，曾有过“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这一模糊表述。

　　而近年民间的各种版本不少且各说各话，甚至存在明显分歧。

　　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此报告一经媒体传播，立即引发质疑，一些权威专家和统计部门人士认为结论“离谱”，存在样本比例过小、分析粗糙、问卷设计存在偏差等“硬伤”。

　　而2002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曾提出一个适用于中国的基尼系数的算法，即将城市的基尼系数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加权平均算出一个基尼基数。这种厉氏算法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可从官方公布的0.40以上降低到0.32~0.35之间。

　　2012年的两会上，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在回应中国官方为何不公布基尼系数时曾说，中国居民收入的调查是分开搞的，对城镇居民调查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调查纯收入，指标不完全一样，基础数据是分开的，所以没有办法计算全国统一的基尼系数。

　　此前的2012年1月17日，马建堂曾公开承诺，国家统计局将于2013年正式向社会发布全国统一的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基尼系数。

　　官方基尼系数为何难产

　　长久以来，几乎每次有民间机构或学者发布中国基尼系数时都会引发热议。

　　据本刊记者初步统计，近十余年来，市场上相继出现了不少于十种版本的中国基尼系数。这些数据有的来源于国内各家学术机构，有的来源于相关国际组织。低的在0.4左右，高的超过0.5。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水平处于‘高位运行’阶段，现在肯定过了0.4，只是西南财大说的0.61有点儿太吓人了。”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官方的基尼系数包括三个：农村基尼系数、城镇基尼系数以及全国基尼系数。其中全国基尼系数最受关注。

　　国家统计局曾公开发布过基尼系数，虽然没有民间版本那么高，但大致趋势也是在0.4这个“警戒线”附近波动。其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0年上升到0.412。此后十余年则再无官方版全国基尼系数发布。

　　2012年1月17日，在201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马建堂在回答香港《大公报》的提问时主动表示“基尼系数，我要多说一点”。

　　马建堂说，“我们认真研究评估，感觉到靠我们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而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偏低，所以就没有发布。”偏低的原因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

　　马建堂解释认为，全国居民统一的基尼系数的计算需要以推动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作为基础条件，而国家统计局现在对农村、城镇住户调查是分开进行的。为此，国家统计局制定了三年工作规划，“到2013年我们就能正式对社会提供全国统一的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到时候我们国家统计局内部的研究机构就会计算出全国的基尼系数。”

　　但马建堂言语之间也留有余地：“如果我们认真评估以后，感觉这个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是可信的，我们就会将它发布。”他呼吁给国家统计局多一点时间。

　　将难以获得高收入者真实的收入信息作为不公布全国基尼系数的理由，也引起了不少质疑。经济学家许小年就认为，官方应该采取“先公布、再修正”的惯用方法。

　　不过，城市高收入者调查取样难的问题的确存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对8438户家庭进行了入户调查，被调查对象共计29450人。“调查员事先都经过培训。在调查过程中，如果调查员被所调查家庭拒访达6次，才能视为失败。”既便如此，该调查在农村的拒访率为3%，在城市的拒访率为16%，“主要是因为城市高收入家庭拒访相对较多。”

　　对城市高收入家庭调查难的情况直接导致了测算结果对收入分配差距的低估。这种低估在国际上也难以完全避免。

　　“警戒线”之争

　　现实中的收入差距过大，已经令一些低收入阶层感到不满。

　　在网易2013财经年会上，经济学家华生对西南财大发布的基尼系数间接发表了看法：“最近有人说(基尼系数)过了0.6，虽然缺乏准确数据计算，但我想中国基尼系数在0.5以上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

　　在北欧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3就被认为差距偏大。拉美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甚至已经在0.6以上。学术界相对一致的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欧洲国家，在亚洲也排在前列。

　　基尼系数是一个比值，当结果为0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结果为1时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

　　然而，0.4这个警戒线对于国情复杂的中国是否适用也有争议。中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明显，甚至文化等因素也对收入分配带来影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能简单套用国际经验，各国对收入分配不公有不同的容忍度。

　　至于中国的警戒线究竟在哪里，并无权威说法。

　　按照国际通行说法，基尼系数突破了警戒线之后，就说明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过大，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社会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各国都比较重视。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30—0.35是比较合理的水平，弱势群体不至于被甩得太远，而0.45是个很值得警惕的数据，是必须要控制的。

　　而苏海南所在的人社部工资研究所同中国社科院在2005年曾联合发布一份报告，建议政府用蓝灯、绿灯、黄灯、红灯来描述收入分配形势。他们大致将基尼系数0.5的水平设置为一条警戒线，超过此水平即被认为收入分配进入“红灯区”。

　　“由于实际情况差异，一般而言，我国基尼系数数值可能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高一点，我们的0.6可能相当于别人的0.5多一点，我们0.5相当于别人0.4多一点。”苏海南告诉本刊记者，“今后我们要摸清收入分配的底数，得出自己的结论。”

　　多数机构和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已进入不合理阶段，贫富差距过大。

　　但坚持城乡二元基尼系数的学者认为，按照官方数据，中国城镇、农村内部基尼系数都没有突破0.4的水平，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糟糕。

　　同时，经济学张五常也认为目前准确统计居民收入存在难度，对基尼系数的测算存在不可避免的误差。因此他曾在2007年公开批驳“中国存在严重贫富差距”的观点，“这个(基尼系数)是怎么算出来的？谁算出来的？这些人念过书没有？他们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

　　也有一些学者在调整基尼系数的算法之后，得到了更高的数字。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领导的课题组曾经以其2007年的调查为例，考虑到灰色收入因素而做过相应调整，得出基尼系数由0.48上升到0.52~0.53。

　　有学者在著作中称，如果将非法以及寻租收入考虑进去之后，全国基尼系数将上升0.677。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差异明显的“暗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因素，对基尼系数的测算将更加复杂。

　　危机论博弈反危机论

　　对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水平，一直存在两种相反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基尼系数水平已经到了危及社会稳定程度，一种看法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其耸人听闻。

　　在厉氏基尼系数“0.32-0.35”出炉之后的2007年，厉以宁对此又有过一次阐述，“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中国目前问题恰恰是贫富分化太小。”

　　对于基尼系数的理解，与危机论相对应存在着反危机论。反危机论的主要观点是，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是基于西方经验的抽象，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目前即便处于“红灯区”也是“红灯不红”，同时社保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经济学家周其仁曾在2006年公开撰文称，他不认为有理由把基尼系数放在收入分配问题的中心，“不妨寻找其他显示收入分配问题的观察线索，直面收入分配最严重的问题。”

　　苏海南也表示，不能简单按照国际上的说法而认为中国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就要开始大乱。他说：“事实上没有人真正搞明白我国收入分配的真实情况，大家都像在盲人摸象。”

　　关键所在或许还是欠缺高质量的基础数据。研究机构多数运用国家统计局存在一定缺陷的数据，少数机构自行组织调查，还有一些则是互相引用，甚至著作中找不到数据的原始来源。

　　苏海南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基尼系数的各种算法没有太大差别，主要在于基础数据不一。现在很多人不愿讲真话，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做假账，也不走银行渠道，所以实际收入很难调查。”

　　甘犁对国内基础数据的欠缺也感到为难。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国内很多经济数据缺乏或者不公开，同时国内也没多少人愿意做基础数据的调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