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京津冀苏等省市走访了数家科技企业和与之相关的投资企业负责人，多位负责人反映目前市场环境浮躁，民间资本不愿投入科技企业，创业企业转型阻力大，记者在此选取三位企业家典型心态。

    坚守难——民间资本投向科技领域渠道不畅
　　“我想把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一项事业长期坚持下去，但没有渠道，很多民资围着政治资源转，想方设法捞快钱，没人踏实做事，这个问题已相当严重”。云峰基金发起人汪建国告诉记者。
　　汪建国曾创办五星电器连锁超市，由于家电业利润太薄，几年前将五星电器卖给美国家电连锁超市“百思买”，之后与马云、史玉柱、虞众等企业家发起成立了“云峰基金”。
　　汪建国说，“很多民间资本拥有人希望效仿美国模式，长期投资高科技产业并得到收益。但现在我们苦于找不到好项目，因为政府没有搭建一个有效的信息平台。虽然各地都在搞资本和项目对接会，但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多。可以投资的企业，信息并不公开。我最近请相关部门吃了几吨饭，还是没找到应该投资的企业。”
　　我们看到，由于没有建立投融资信息平台，很多资源都浪费了。招投标网站上，项目透明度并不高，任何项目都应该有全面的信息指标，并向社会公开，而不是把信息当做资源，只给少数人。因此，现在的项目招投标也是形势大于内容。虽然参与企业越来越多，但是真正靠招标文件去招标的项目是没有的，好的项目早已有人盯着了，都给了有关系的熟人。
　　“有钱的人有关系，没钱的人没关系。政府官员都在赶场子，晚上最活跃最开心，最体现价值。上班被领导压着，下班被别人抬着。政府官员都不愿意研究市场公平透明的事。”
　　“这几年，国内投资基金开始起步，私募基金、天使基金和风险投资等数量增加很快，但是这个领域还缺少健全的规则”，汪建国说，一是法律法规不太健全。二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投资效率不高。三是没有合理的税收制度。比如说，对天使投资和私募基金的税收应该差别化，现在并没有区别，导致没人愿意当“天使”。
　　“民营企业不是要特殊政策，而是一个市场上公平的待遇就行。但是这个做不到，资源在政府手上，如果有自己的公司，肯定给自己的公司了。”汪建国说，另一个问题是，政府过度关注大型民营企业，而不是中小民企。企业大了拿土地最方便，这就给官商勾结创造了有利条件。
　　“民营企业做大了，就寻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资格。有一个企业，靠人大的牌子，在全国各地圈地１２宗，一年赚了３０个亿。这种追求暴利的发展模式，对市场风气的影响很坏，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捞‘快钱’，没人愿意踏踏实实做事。”
　　“政治资源成为民营企业希望得到的第一资源。民营企业如果没有人大或政协资格，有的就把资本转移国外，或者拿到国外的绿卡。虽然市场上不缺乏资金，但是从资金流动来看，许多领域都有梗阻。围绕在政府部门及四周的的资金很多，血液都流在心脏四周。”

    转型难——科技企业成长需破惯性
　　“在中国的企业里，从员工到投资者，都已经习惯了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一旦企业想放慢脚步谈转型、上管理，很多人脑子转不过弯儿，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转型过程中不亏损谈何容易？但我们必须着眼长远。”金和软件董事长栾润峰说。
　　北京金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协同管理软件服务商。因为其高成长性，金和软件曾连续两年荣登《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榜，是协同管理软件行业唯一上榜企业。然而，就是这样一家业内知名的企业，在转型道路上却备受煎熬。
　　“国内软件行业近年来虽然发展很快，但多是基于软件产品，很少有提及软件服务这个层面。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服务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因此，IBM很早就提出了强化软件服务的概念并付诸实践。在这种背景下，从2009年开始，我们也提出了向服务转型的口号”。栾润峰说。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转型给企业带了震荡引起了方方面面的不满。“为了提高了服务能力，我们招聘了很多大学毕业生，准备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但在培训结束后，很多人不愿意回当地工作，也有一些培训不合格的学生，被金和辞退。引起了这些员工的不满。同时，公司的一些高管人员也要被分配到分支机构去工作，有些家属对此不支持，甚至反对这种做法。”
　　栾润峰告诉记者，因为在改变业务模式和研发等方面加大投入，公司去年第一次出现了亏损。而这次亏损引来的质疑声更大。“去年，我经历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困难期。有的员工怀疑，公司经营是不是不行了。还有来自客户的质问，公司究竟还有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
　　“转型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如同黑夜里爬山，你无法预知什么时候到达顶峰，下一步会怎样。所以在转型的时候，股东不理解你，员工不理解你，客户也不理解你，只能靠企业家本人在撑着。如果企业顶不住压力放弃转型，回到原来的老路子上，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栾润峰说。　　
　　转型付出的成本是值得的。今年上半年，金和软件的收入情况明显改善，并重新盈利。对于转型路上遇到的种种挫折，栾润峰依然觉得“不堪回首”。
　　“你顶一天还行，可能要顶一个漫长的时间，太难了！我们是转过来了，但还不能说顺利。转型过程中不亏损谈何容易？实际上，在所有人里面，往往只有企业老板想转型。老板为什么想变？他是从长远利益考虑。但如果决策者都顶不住压力，其他人干嘛要变呢？我觉得，这是转型难的重要原因。”

    创业难——企业家找不到创业兴奋点
　　“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发展、分布已经达到一定规模，要想从零发展就难了，现在的创业门槛可以说越来越高，很多想创业的人心有余力不足。”河北保定市高新区创办者之一、高新区管委会原主任、“中国电谷网”负责人马学禄说，“上世纪９０年代，想创业的人只要方向对、思路对，有技术、有一定管理能力，有５万元就可以跟着行业成长起来；到了２０００年，有几十万、百八十万也能干成相当规模；现在，没有５００万至１０００万，基本什么事都做不成。”
　　马学禄说，“特别在高新技术领域，创业难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近３０年，全球新产业、新产品升级越来越快，往往一个产品就可以绝杀一个行业，如苹果公司，颠覆了手机、电脑、电视的概念，高精尖科技、商业模式、文化传播模式都凝聚在一款产品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已经发展到高度垄断阶段，创业非常艰难。在这种形势下，能搞创新的必须是非常高端的人才，一般化的人才做不了，国内土生土长的人才只能在行业夹缝中、别人想不到的地方找机会。”
　　今年６５岁的马学禄任保定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以及退休后，接触过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或成或败的企业家，“我现在明显感觉到，民营企业家的做企业的信心不是很亢奋、很激动、很激情。很多人找不到创业的兴奋点，其中不少人正在考虑卖企业，不干了。”他说，“之所以出现这个局面是由于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导致的。其中，一方面有企业家浮躁的问题，总以为一个企业三天两早晨就能做起来，总把奇迹、特殊当成一般，总把偶然事件堪称必然事件；还有一方面是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导向问题。
　　马学禄说，“国企在部分行业的垄断挤压民营企业太厉害，压制了民间创新。很多机构、部门、政策都应该整合，国家宏观调控重点应该调控条块分割，增强各种要素的集成度，政府恰恰没在这个地方下功夫。还有，有些地方政府领导下企业调研都去好企业、大企业，很少光顾中小企业。其实，大企业也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而且６０％以上的就业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没有创新活力是非常危险的，政府要关注、研究这些东西。”
　　“中国传统社会中‘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仍然困扰着２１世纪的中国本土企业家，不少企业家看不到、不敢看长远未来，在企业接班问题上都不自信。”马学禄说，“现在，国内第一代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都面临着向二代交接班的问题，到目前基本没有成功的范例，任正非、柳传志都算不成功，打击了创业者的创业信心。‘我折腾半天图个啥？最后能怎么样啊’是他们的普遍心态，很多人岁数不大就要退休，这种想法对社会太不负责。像我这个岁数，６５了，正式开始第三次创业呢！我要把‘中国电谷网’做成中国电力和新能源行业最大的门户网站。香港的李嘉诚干到８０多岁，前段时间刚把家产分好。都是炎黄子孙，咱们国内的企业家真应该好好学学人家的干劲和境界。”
　　马学禄感叹，“我认为，今天的创业激情已经跌到２０年来的谷底，柳传志也没信心了，他说过‘拼爹时代，谨慎创业！’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恢复创业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