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根据当时的国际机遇，日本采取了在安全和外交上依靠美国、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的战略，并通过大力拓展对外贸易、推动科技创新等方式，迅速实现经济恢复与高速发展，并在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此后，日本又多次遭遇石油提价、贸易顺差过大等危机，日本则迅速调整发展模式，将危机变成发展的良机。

　　利用美国庇护

　　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国军事占领。1947年，日本开始实施美国主导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之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部宪法因而被称为“和平宪法”。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出于冷战需要，通过单独与日媾和、缔结“日美安保条约”等，实行“重新武装日本”的政策。但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并未完全按照美国意图行事。他没有大幅增加军费，而是把军事开支控制在最低水平；也没有重新建立军队，而是建立了所谓的“警察预备队”。
　　实际上，吉田茂并不是和平主义者，其目的也不是要把日本带到“非武装中立”的道路上，而仅仅是出于加快本国复兴和发展的考虑。其采取的策略是，在安全上依靠“日美安保条约”，在外交上采取亲美反共政策，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上。
　　在美苏冷战期间，日本历届政府均坚持以优先经济发展和对美从属外交为基本特征的“吉田茂主义”。这使得日本经济在美国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中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良机。在这两场战争期间，日本发挥了美军军需物资补给和美军轮换休整基地的作用，日本经济由于“战争特需”得以高速发展。
　　在这种战略下，日本经济1951年恢复到战前水平，1956年完成经济复兴，此后一直到1973年，经济高速成长持续了大约20年，年均增长率高迭9.1%。

　　政府保驾护航

　　二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中，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日本称之为“行政指导”。日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两大着眼点是：扶植民族工业，保护国内市场。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短期经济展望等，通过紧缩和放松银根等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导向；制定产业政策，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立法措施，限制某些产业或保护和扶植弱小产业及新兴产业；制定各种法规，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监管等。
　　日本经济体制的另一特点是实施官民密切合作。所谓的“民”是指民间企业。官民合作的具体方式包括：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及打入国际市场；企业经营者加入政府的各种咨询机构，参与政府决策；退职官员到民间企业任职等。法国已故戴高乐将军曾把访问欧洲的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称为“半导体推销商”。日本经济学家也称战后经济体制为“官民协调经济”“混合经济体制”。
　　二战后，日本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把技术革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日本以1950年制定外资法为契机，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研究认为，1950年至1975年，日本花费数亿美元引进了欧美国家半个世纪的先进技术成果，为自己节省了2/3的研发时间和9/10的研发经费。
　　在引进先进技术成果的同时，日本还大力开展自主创新。日本政府主管部门组织企业对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日本企业作为技术研发主体，引进和研发新技术的积极性很高；日本技术人员也十分刻苦钻研。1980年，日本提出“科技立国”的新战略，宣布要发展“有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祥地”。

　　转换增长方式

　　日本出口的商品最初以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为主。随后，随着重工业迅速发展，船舶、钢铁、电视机、汽车、半导体元器件等工业制品也成为大宗出口产品。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商品在大量出口创汇同时，由于顺差过大也助长了东南亚国家的反日情绪。1974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国家期间，遭遇了激烈的“反日游行示威”。
　　为缓和与东南亚国家的紧张关系，确保这个重要的海外市场，日本设立了“国际交流基金”，招聘这些国家的年轻学者到日本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以培养亲日派。1977年，福田赳夫在执政期间还发表了“福田主义”，即日本不做军事大国，要为世界和平及繁荣做贡献；与其他亚洲国家加强交流，建立心心相通的互信关系；以“对等合作者”立场帮助东南亚国家实现和平与繁荣。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遭遇两次“石油危机”和“反公害运动”的打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宣告结束。对此，日本迅速转变思路，化危为机，从传统发展模式引发的危机中找到了未来发展的机遇。
　　此后，日本以节能和环保技术作为突破口，使日本经济成功转型，从以“长大重厚”型重工业和化工产业为主，转为以“短小轻薄”型机电一体化产业为主。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以“环保技术先进国”的身份跃居工业发达国家前列。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