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提出“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认为，依靠提高投资率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无法持续，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关键在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主要途径包括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增加企业分红，用国企分红补充养老保险。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白重恩：我认为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战略抉择非常必要。经济增长动力是什么？增加要素投入还是改善效率对经济发展意义完全不同。
　　我们来观察一下以前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可分解成几个不同来源，包括人力资本的增长，资本产出比的增加，还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就是劳动力、资本和效率。
　　我们把时间分成两段，2007年之前和2008年至今。通过数据分析会发现，2007年以前，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其中2.7%的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源增长带来的贡献。在这段时间，我们享受了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同时教育投入也有巨大改善。
　　正常情况下，资本产出比应该维持在稳定的状态，每一元GDP所需要的资本应该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2007年之前的情况基本如此，每年以0.2%的速度增加。
　　在这段时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年均增速达3.8%。效率的增长带动了投资等各种因素的增加，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来自人力资源的改善和效率的提高。
　　200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力资源的增速逐渐减缓。资本产出比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却出现大幅度下降，为每年2.2%。可以认为，在这段时间，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资本产出比的增加。
　　过去30多年，相当长的时间经济增长比较健康，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近几年的增长有些问题，更加依赖投资拉动，效率改善大大减速。
　　对比1979年至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波动很大。1981年以后出现过三次低谷：第一次是1989年、1990年，第二次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8年、1999年，还有一次就是2008年到现在，平均是2%左右。
　　看不同时期、不同的来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1995年之前，资本的增长没有赶上GDP的增长，资本产出比是负增长，也就是说那段时间除了1989年和1990年以外，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非常大。1995年以后，资本产出比变为正增长。2008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慢，经济结构调整速度也放缓了。
　　提高投资率并不能带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今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投资率，可能GDP增速会增加，但如果明年不继续提高投资率，GDP的增速又会回落。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不宜进一步增加投资率，更重要的是改善投资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如何才能不让投资率进一步提高？
　　白重恩：我认为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第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从而造成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拉动。因此，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极为重要。
　　为什么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比例会影响效率呢？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少，企业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比例就相应提高。如果企业可支配收入比较多，那么继续扩大投资就主要依赖自有资金，受市场约束相对较小，提高效率的压力就不那么大。
　　同样，当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比较多，将一部分用于投资，那么投资率就会居高不下。
　　因此，需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加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这样既可以促进居民消费，还可以影响企业和政府改善投资效率。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再分配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白重恩：居民收入一个主要成分是劳动者报酬。影响劳动者报酬占比变化主要因素有三个：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市场垄断程度的变化。
　　农业部门的减小以及相应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增大，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因为农业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在85%以上，而在工业和服务业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只有50%左右。这种趋势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如果人为干预这个进程，对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好处。
　　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增加劳动者报酬又会造成就业增长速度减慢。研究发现，工资增长的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一个百分点，就业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
　　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过程中，一定注意不要影响市场的有效运行。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提高效率十分重要，不能因为这会影响劳动者报酬占比就停止或逆转。降低垄断程度既可提高效率，也可改善分配，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但这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幅度较小。政策对要素分配的影响较小，不能在这上面做太多文章。
　　能做文章的，除了要素分配以外，更应该调整资本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一个方法是通过存款利率市场化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再有就是增加企业分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平均分红率18%左右，但国际平均27%左右。
　　再分配过程中，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会保障。现在，社会保障对企业和员工的负担非常重，五险加起来是基本工资的40%左右。社保费率居高不下也是百姓不认可社保资金存在巨额缺口、不愿延长退休年龄和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原因。
　　社保资金不够怎么办？如果我们降低社保缴费率，并用国企分红补充养老保险，就可以在不影响社保待遇的情况下减轻居民负担。这一措施可以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养老保险覆盖率、改善投资效率、赢得对延长退休年龄等社保改革的社会支持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具有一举多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