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全球信用危机的检验，西方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已完全不能揭示风险，难以承担社会和世界评级责任，时代呼唤构建一个充分体现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形成因素内在联系的新型信用评级标准，大公忠实地履行了这一使命。

　　一、构建新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的意义

　　在人类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政府作为债务人必然受到信用经济规律的制约，政府是承担着信用与社会管理的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政府是一个具有特殊职能的经济体，它也要通过有效的经济管理才能形成债务偿还能力。因此，用什么样的评级标准才能正确评价地方政府的信用风险，其意义更为重大和深远。
　　1、地方政府是社会和世界信用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在生产与消费矛盾运动的驱动下，通过不断扩大公共消费能力才能巩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仅仅依靠当期财政收入则难以有效履行政府职能，地方政府必须以债务人身份进入市场获得债务收入才能持续进行经济社会管理。因此，构建起了地方政府与社会债权人的信用关系，前者成为整个社会信用链条中的一环，在信用关系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政府还是世界信用链条的重要构成，在受到信用环境稳定性影响的同时，地方政府的信用状况也会影响到社会与国际信用体系的稳固。
　　2、信用评级标准的科学性关系地方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的可持续性。
　　大公对选取的105个国家的300个地方政府2000-2010年的债务数据统计显示，有61.2%的政府对债务收入的依存度达到107.5%，债务收入占年度财政收入的146.2%，工资、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占年度财政收入的66.4%，公共设施投资占年度财政收入的8.6%。这些数据表明，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举债对经济社会进行管理。超出政府财政收入扩大公共支出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三个方面：
　　(1)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推动其上层建筑把资本对扩大公共消费的需求，体现为国家对经济社会管理的新职能。
　　(2)政府对教育、医疗、养老的公共消费投资客观上提升了国民身体与教育素质，增强了国家竞争力，加强了社会内部稳定，这种模式的借鉴与推广使政府承担有关提升国民素质的公共开支具有了世界意义，并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3)政府对公共设施投资日益成为挽救经济危机的一种方式，并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模式得到广泛应用。
　　地方政府通过债务收入满足公共消费需求的本质是采用债权债务方式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达到稳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目的，由此形成政府超越其真实偿债能力，突破债务上限的强大驱动力。
　　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支出管理经济社会顺应了现代经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规律的需要，当依靠当期财政收入不能满足这一需要时，通过举债方式解决日益扩大的公共消费支出就成为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
　　债权人要求评级机构客观解释公共消费支出与财政收入和债务收入之间的内在联系，确定偿债来源与债务上限的数量关系，揭示地方政府的信用风险。什么样的信用评级标准能够成为政府有计划利用信用资源，阻止其突破债务红线的逆周期力量，直接决定着信用经济时代政府对经济社会有效管理的可持续性。
　　3、信用评级标准的科学性关系社会和国际信用体系安全。
　　地方政府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经济体的特殊债务人，选举换届、行政权力、市场竞争均可使政府产生强烈的内在融资冲动，社会性的刚性支出使其财政预算支出弹性缺少空间，它比任何债务人都更容易超过实际偿债能力增加债务收入，特别是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国家更容易掩盖其对信用的过度开发。因此，用什么样的信用评级标准准确评判作为特殊债务人的地方政府偿债风险直接关系到政府信用关系的稳定性。
　　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是社会与国际信用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这时信用关系若出现违约断裂必然引发多米诺效应，其影响深度与广度则取决于政府信用关系的集聚程度。从全局来看，能否准确揭示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既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
　　说到底，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是对拥有经济社会管理权的特殊债务人如何合理利用信用资源的管理问题，是对地方政府信用关系、社会及国际信用体系的安全保障问题。以此为出发点，以全球视野，构建一整套体现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本质要求，符合人类社会整体利益需要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是建立世界信用经济秩序的伟大创举。

　　二、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要回答什么问题

　　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是人类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两对基本矛盾，信用与评级是主要矛盾，评级则处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中，生产与信用是经济顺周期的推动力量，信用与评级是经济逆周期的主导力量。大公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要回答的正是评级在信用经济发展规律中所承担的使命。
　　由西方发达国家创造并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理论都是为满足资本无限扩张需要而设计的，地方政府处于这个制度体系的消费环节，其必须通过满足公共消费需求才能稳定政权的特性在制度体系推动下使公共消费具有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举债并不断冲击债务上限体现了经济顺周期的矛盾运动规律，突破债务上限是地方政府信用关系破裂的一个拐点，它将以危机方式呈现出来。顺周期力量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必然直接导致债权人的损失，客观上债权人在与作为特殊债务人的地方政府建立信用关系前需要评级回答三个问题：(1)地方政府债务上限的数量边界在哪里？(2)其存量债务能否按期偿还？(3)它还有没有新增债务空间？
　　信用评级回答以上三个问题的立场和原则是，运用体现信用风险形成因素内在运动规律的评级方法，揭示地方政府财富创造能力与负债规模、偿债来源与偿债能力的数量关系，预测其一定时期内的最大债务负担水平，对其安全边界给出一个清晰的限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客观上将对地方政府信用顺周期扩张的无限性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使其在债务安全的界限内合理利用信用资源，这种作用满足了信用与评级的逆周期性质。
　　对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作用的定位是构建新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石。由评级方法、评级预测系统、评级操作体系三个部分构成大公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

　　三、新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的理论基础

　　构建一个能够切实满足债权人需要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体现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两对矛盾运动原理，即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揭示人类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发现。大公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信用评级理论体系为创新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使大公有能力引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信用评级技术革命。
　　大公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理论体系包含以下九个方面：
　　1、法律政策环境。
　　法律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地方政府偿债来源的政治与法律、行业规划和管制状况。把法律政策环境作为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理论体系组成部分的主要依据是，政府通过制度和政策体现国家机器对经济的管理意志具有必然性，它对政府偿债能力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法律政策环境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收政策和财富创造主体的行业政策体现的。
　　政治与法律、行业规划、行业管制直接影响法律政策环境。国家政局稳定性是生产与消费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唯此才能保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使财政税收制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在制度保障条件下，一个具有经济管理能力的政府应该对本国行业生产与消费发展进行科学规划，从宏观层面解决如何集中有效资源形成本土行业竞争力，避免完全依赖市场发展的盲目性；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是通过行业准入、政策和监管实现的，对生产和消费的限制与鼓励决定着行业的生存与发展。法律政策环境的变动趋势将直接影响形成地方政府偿债来源的行业财富创造能力。
　　把一个带有常识性的理论作为评级分析的起点将会使我们的评级思维更加符合客观事物的逻辑。
　　2、信用环境。
　　信用环境是指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和债务收入的信用供给和信用关系状况。把信用环境作为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主要构成要素的理由是，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已经高度社会化，这一资本组合形态已成为现代社会再生产可持续的基础，信用关系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偿债能力的可靠性。信用环境是对政府偿债能力最具影响力的外部环境因素。信用环境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作用是通过影响财富创造能力并进而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和债务收入体现的。
　　信用供给和信用关系是影响信用环境的两个最关键因素。
　　(1)信用供给是指一国中央政府为满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宏观信用资源的供给能力。信用供给的形式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各类市场投融资和担保政策及融资工具等。
　　近六十年来，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推动人类进行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信用革命，把一般意义上的借贷关系融入并主导社会再生产，信用扩张成为现代经济的主要增长方式，使经济发展的动力由生产与消费转化为生产与信用，因此奠定了信用供给在信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信用供给成为调节社会消费能力的总闸门，它首先会影响到市场供求，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信用供给是企业流动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其状况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财富创造能力。信用供给还关系到信用关系的可持续性，直接影响债务人的偿债来源。
　　信用供给通过影响纳税企业的财富创造能力而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建立起了内在逻辑关系，信用供给还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债务收入状况，这两个方面最终都将影响到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生产与信用的内在规律作用使信用供给增长具有必然性，然而，不同性质的信用供给对这两方面的影响具有根本差异。
　　有预期真实财富创造能力支撑的宏观信用规模适度增长有利于纳税企业财富创造能力的提升，为稳固社会信用体系奠定物质基础，也为满足地方政府信用需求创造了一个宽松的信用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信用供给不足势必抑制财富创造能力，使信用关系趋于紧张，政府不易获得债务收入。
　　无预期有效财富创造能力支撑的宏观信用规模扩张将使企业财富创造进入顺周期轨道，生产与消费的失衡最终会以降低企业财富创造总量的方式进行调整，这种信用供给必然成为虚拟财富增长的根源，增加虚拟信用关系比重，积累社会信用体系风险，在满足地方政府信用需求的同时亦蕴含着信用危机。这种背景下紧缩信用供给总量则有利于企业财富创造能力的稳定性，抑制顺周期风险，避免政府债务收入泡沫化。
　　在信用供给明显过剩的背景下，继续实施信用扩张政策必将加剧顺周期经济风险，进一步恶化真实财富创造环境，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进入不稳定状态，社会信用体系开始新一轮调整期，去杠杆化使政府债务收入的可持续性面临新的挑战。此时采取严格控制信用供给的政策，将会削减信用泡沫，从宏观层面阻止顺周期风险对财政收入造成的不利影响，抑制政府债务规模过度增长，符合地方政府的长远利益。
　　信用供给是通过信用政策和信用工具实现的。信用政策是一切影响市场信用供给的相关制度；信用工具是实现信用政策的方式，是连接信用供给资源和需求资源的桥梁；信用政策和信用工具必须有效结合，才能实现信用供给。
　　(2)信用关系是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借贷关系。依据财富创造能力对信用关系的最终决定作用，信用关系表现为三种形态，即现实财富支撑的信用关系、未来财富支撑的信用关系、无财富支撑的信用关系(亦称虚拟信用关系)。信用关系的总和构成信用体系。三种信用关系在国家信用体系中的构成状态决定着该国生产与消费的宏观走势，通过信用体系稳定性影响企业财富创造能力及政府财政和债务收入，从而对偿债来源产生影响。
　　通过评级体系和信用体系的本质分析可以把握宏观信用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而判断其对财富创造能力和偿债来源的影响。高度社会化的信用关系是依赖信用评级建立起来的，评级信息的质量决定着信用关系的状态，信用评级体系则是评级信息品质的决定性因素。信用评级体系由三大要素构成，即评级机构、评级标准、评级监管。实践与理论研究表明，一个体现信用经济发展规律本质要求的评级体系模式应该是严格禁止信用级别竞争、限制评级价格竞争，鼓励评级技术竞争，唯有如此才能保障信用关系的真实性，防止因信用关系破裂导致整个信用体系的破坏。一个充分竞争的评级体系模式无疑是信用体系安全的颠覆者。从分析评级体系入手可以找到形成国家信用体系现状的原因，合理预测其未来宏观走势。
　　对国家信用体系三种信用关系的具体分析可以找到四个答案：(1)宏观信用规模增长有无空间；(2)信用供给对信用体系稳定性的影响；(3)市场供求动力空间；(4)对偿债来源的影响。
　　信用供给与信用关系相互依存，此消彼长。信用供给决定信用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信用关系的状态对信用供给形成制约。把两者客观存在的辩证关系数量化才能比较准确地刻画出信用环境的未来情景。
　　把信用环境作为研究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重要分析要素是对诸多信用要素连接在一起的信用世界认识的理论升华，它为评级最终揭示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打开了第一道大门。
　　3、财富创造能力。
　　财富创造能力是指债务人的盈利能力，它是偿还债务的源泉和基石。财富创造能力与偿债能力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债务人依赖盈利偿还债务本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盈利可以偿还全部债务本息；二是盈利能够偿还部分债务本息；三是盈利只能偿还债务利息；四是盈利不能偿还债务利息。这四种情况体现的是偿债来源对借新还旧的依赖呈递增趋势，而对债权人利益保障程度则呈递减趋势，亦可称作偿债能力偏离度。
　　当债务人内生资本能力不足，部分或全部依靠以债养债维持再生产时，偿债来源就只能靠拆东墙补西墙，债权人资产回归将成无源之水。
　　信用关系是资本的一种运动形态，债权资产通过债务人的有效经营产生剩余价值，若债务人不能运用借贷资本创造价值时，债权债务关系将失去依存基础，债权人利益保障程度下降，甚至会遭遇损失风险。遵循财富创造能力对偿还债务的根本作用应该是评级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按照一般市场竞争原则建立起来的评级体系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完全抛弃了这一评级理论和方法的基石，甚至偏离了正确方向的评级理念还被奉若神明，由这种错误评级理论和方法导致的严重后果正在由整个人类社会承担。
　　作为债务主体的地方政府不直接创造财富，它通过参与社会剩余价值分配形成自身收入，那么，税源企业的财富创造能力就成为地方政府偿债来源的基础，直接测算出地方政府偿债期内主要纳税行业的创富能力，即为政府偿债的根本来源，这一过程是通过纳税行业偿债期内的盈利能力测算完成的。市场需求和竞争力直接决定着财富创造能力。
　　生产企业销售半径市场需求变化影响其营业收入增减趋势，法律政策和信用环境对市场需求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在一定的市场需求规模下，生产企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直接关系其实际收入，而政策与信用环境、生产要素、产能所形成的市场竞争力则决定着企业市场占比。财富创造企业如能把握市场消费变化带来的机遇，合理组织生产要素，形成生产优势，将会实现利润最大化。
　　把财富创造能力引入评级理论为我们科学判断偿债能力找到了一把尺子，使评级有了科学准绳和正确方向。
　　4、偿债来源。
　　偿债来源是指债务主体在偿还债务时点上保障再生产正常进行所需流动性后剩余可支配现金。按照财富创造能力对偿债能力的根本性作用，可对偿债来源进行排序：盈利收入、其它收入、债务收入、资产变现收入、外部支持。区分偿债来源结构的意义在于，判断财富创造能力在偿债来源中的地位，分析各种偿债来源与财富创造能力的偏离度，按照偏离指数确定偿债来源的可靠性，使其为最终判断债务人偿债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分析偿债来源必须进行债务人在偿债时点上用于再生产支出现金流需求的测算，这是测算偿债来源的必经程序。
　　地方政府偿债来源可依据以上原则进行测算，同时依据不同偿债来源与政府经常性收入及投资收入的偏离度进行风险加权计算，确定政府偿债来源的可靠性。
　　把偿债来源作为评级理论将从数量关系上增强对偿债风险的解释力。
　　5、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是指债务主体在评级有效期内的最大负债数量区间，分为总债务偿还能力、存量债务偿还能力、新增债务偿还能力。三个偿债能力的内在联系是，总能力减去存量能力等于新增能力。因此，科学界定债务主体的总偿债能力(债务上限)就成为三个能力划分的关键。大公对债务上限的定义为：保证债务安全的最大偿债来源。具体可表述为：在偿债时点上保证再生产所需流动性前提下债务人可支配的偿债来源总额。偿债来源总额不能回答债务安全边界问题，必须用一种可区分和比较偿债来源可靠性的方法划分偿债来源的安全等级，才能确定债务主体的负债上限。在偿债来源总额确定的情况下，从以下四个维度可以最终确定地方政府在一定时间区间内可承担债务总量的安全边界。
　　第一，偿债来源偏离度。偏离度以债务人财富创造能力为基础测算各种偿债来源与盈利能力的距离，偏离度与债务安全成反比。
　　第二，信用关系安全指数。构成偿债来源的债务收入的连续性与债务安全密切相关，由信用环境、债务人信用资源和盈利能力所决定的信用关系安全指数将增加债务上限判断的准确性。
　　第三，债务净盈利。举债是为了盈利，债务人使用负债经营如不能增加盈利，说明在侵蚀其利润，信用风险在增加，债务利润率大于利息率将会巩固偿债能力。分析债务净盈利与成本的距离，可以作为偏离度修正系数。债务净盈利与债务安全成正比。
　　第四，可变现净资产总额。在偿债来源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可变现净资产就成为债务安全的最后保障。通过变现净资产偿债表明已出现债务危机，债务安全与动用净资产作为偿债来源的数量成正比。
　　债务上限不是一个违约概念，而是对债务安全边界的描述。
　　分析存量债务偿付能力就是要测算覆盖存量总债务的偿债来源的数量和质量，它是按照总债务偿还能力的测算方法通过对每期债务对应的偿债来源测算完成的。
　　当总偿债能力大于存量债务偿付能力时，债务人尚有新增债务空间，当总偿债能力等于或小于存量债务偿付能力时，债务人则无新增债务空间。
　　创新偿债能力评价理论使我们找到了阻止经济顺周期力量推动过度负债而形成系统性信用风险的科学方法，对债权人决策的指导作用更为现实有效。
　　6、信用级别确定。
　　信用级别确定是指依据债务人关心的三个偿债能力的数量分析，对债务主体的综合偿债能力做出的定性判断。形成信用级别差异的要素有三个：(1)偿债来源与财富创造能力偏离度；(2)信用关系安全指数；(3)新增债务空间。其中，第一要素是决定性的，第二要素是调整性的，第三要素是从属性的。确定信用级别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坚持财富创造能力作为一切偿债来源的基石，偿债来源与财富创造能力的偏离越大，债务安全系数就越低。因此，大公地方政府信用级别所表达的是偿债能力偏离度，而不是人们所熟知的违约概念。
　　大公原创的新型信用评级理念遵循了建立与维护信用关系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偿债来源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债务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客观上，财富创造能力与债务规模之间是有一个数量边界的，只不过是追求财富的力量过于强大，不断挑战这条红线并冲破它的束缚，把借新债还旧债常态化，并臆造出虚拟偿债来源，这种表象是形成现存评级理念的物质基础。在信用关系作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经济基础的今天，维护信用关系稳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危机方式纠正超出财富创造能力支撑的信用扩张；二是以评级方式阻止缺乏财富创造能力的信用扩张，显然，通过革新评级理念，使评级回归其本质，可使人类免遭危机之灾。
　　信用级别确定理论最终保证了评级信息的品质，使评级信息能够真正担当起正确引导资本流动的公共职责。
　　7、信用级别调整。
　　信用级别调整是跟踪研究支持信用级别条件变化，预警信用风险的过程。信用级别一经确定就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构建信用关系架起了桥梁，跟踪验证和适时调整信用级别承担着维护信用关系稳定之责任，因此，信用级别调整这一预警信用风险的过程是通过跟踪评级实现的。跟踪评级是对信用风险研究的继续，研究支撑信用级别的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验证前次评定级别可靠性，运用级别调整警示风险。
　　把跟踪评级定位于预警信用风险，因区别于重视事后违约检验的评级理念而第一次完整实现了评级预警信用风险的功能。
　　8、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是指在信用风险形成因素多维度情景下研判信用风险的多样性，增加信用评级的可靠性。现实中，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运动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而不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信用评级必须回答关键评级要素在不同情况下的运动状态对偿债能力趋势的影响。在对最接近现实的风险形成因素得出分析结论的同时，还应对这些因素可能出现的极端状态进行预测。偿债环境和财富创造能力诸因素的活动状态决定着债务主体偿债能力的走向，在一定的条件下，肯定有一种主要因素对偿债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发现并预测其发展的极端情景及对其它风险因素综合影响带来的偿债来源极端变化，增加了对债务人偿债能力长期展望的可靠性。
　　把压力测试作为地方政府的评级理论基础，保证了评级标准的完整性、客观性和应用性。
　　9、信用级别一致性和可比性。
　　它是指用统一评级标准衡量债务主体形成的评级信息是一致且可以比较的。信用评级通过影响信用关系的建立与稳定而发挥着引导资本流动的作用，除法律政策限制外，资本流动是没有边界的，它客观上要求不同债务主体的同一信用级别须保持一致性，不同信用级别须保持可比性，保证评级信息无障碍流通。大公地方政府评级标准的原创遵循了这一现实需要，从105个国家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形成特殊性研究过程中抽象出信用风险形成的一般规律，以此为思想基础构建起了地方政府评级理论和标准，因此，它具有普遍意义，可用于衡量全球不同地方政府的信用风险，开评级一致性和可比性之先河。
　　运用标准的一致性满足了资本流动对评级信息一致性与可比性的需求，对人类信用评级思想理论和信用经济实践的贡献是历史性的。
　　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面对现实生活呈现给我们如此纷繁的信用风险因素，往往困惑于如何发现事物内部因素连接起来的通往评级终点的大道，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理论的形成，深刻揭示了债务主体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联系，这一用信用思想之光点燃的火炬为我们科学揭示地方政府信用风险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四、新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新在哪里

　　大公构建新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的思想源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系统地研究借鉴了人类一百多年来形成的信用评级思想理论；
　　二是从理论和思想方法上深刻总结了西方评级标准导致全球信用危机的经验教训；
　　三是研究人类进入信用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构建起体现规律本质要求的信用经济理论框架，发现和找到了评级的发展规律与历史方位。
　　上述三个方面使我们提升和增强了运用信用评级思维方式创新信用评级理论的能力，体现这一理论成果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由此应运而生。
　　大公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第一次找到了评级的历史方位。
　　地方政府评级要回答什么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准确定位评级作为信用经济发展推动力的作用问题，是一个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稳固问题。信用关系社会化并主导社会再生产使其处于信用经济社会的经济基础地位，因国家机器对债务收入的高度依赖，地方政府的偿债风险将会演变为国家机器非正常运转和对经济基础的破坏。客观评价地方政府的负债能力，回答其负债空间，避免透支信用破坏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信用关系就成为评级必须履行的职责。大公以回答债权人关心的债务人三个偿债能力为目标构建起来的地方政府评级理论，第一次将评级应担当的社会责任清晰地呈现给世界。
　　2、第一次完整阐释了信用评级思想。
　　大公从信用经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现实矛盾运动对财富创造和偿债能力影响的内在联系入手，以评级语言应体现的信用风险因素内在联系和作用为目标，挖掘出九个关键评级要素，依据每个要素运动的内在逻辑描述出它与偿债能力的关系，在形成每一要素评级思想的同时，还就其相互之间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释，它是信用评级规律的完整思想体现。
　　(1)上层建筑对偿债能力影响的思想。
　　国家通过制度设计和实施体现其对经济基础的管理意志，国家机器对偿债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是第一信用风险要素，大公对其风险传导路径的逻辑推理奠定了这一评级思想的理论地位。
　　(2)经济基础对偿债能力影响的思想。
　　信用关系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其状态直接决定着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它是关键性的信用风险要素，把对它的发现和理论构建引入评级是对人类评级思想的巨大贡献。
　　(3)财富创造决定偿债能力的思想。
　　财富创造作为偿债的根本来源是一种极为普通的经济关系，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评级原理，西方评级思想长期拒绝和抛弃这一支撑信用关系的理论基石，使评级偏离了正确方向。大公从理论高度重塑财富创造的评级地位，为人类新型评级思想的探索与实践注入了灵魂。
　　(4)偿债来源与财富创造能力偏离度的思想。
　　确定偿债来源的财富创造性质及其与财富创造能力的数量关系，十分清晰地刻画出偿债来源与财富创造能力的距离，呈现出不同偿债来源的风险地位，由此形成了偏离度这一重要评级思想。以偏离度思想构建起来的新型地方政府评级标准的问世，必将展现出新兴评级力量与体现违约率思想的传统评级势力在评级思想理论和实践领域进行战略角逐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5)三个偿债能力的评级思想。
　　对三个偿债能力的理论创新体现了信用经济发展规律对评级的本质要求，为回答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敲开资本大门的三个问题提供了科学思想指针。
　　(6)用科学方法确定信用级别的评级思想。
　　确定信用级别的方法关乎评级成败，采用强大理论支撑的偏离度、信用关系安全指数、新增债务空间三要素评价债务人综合偿债能力极大地增强了确定信用级别的科学性，为新型评级标准客观揭示信用风险提供了方法保障。
　　(7)预警信用风险的评级思想。
　　采用预测信用风险的方法，给予评级验证过程预警功能定位，真正从程序和方法上保证评级揭示风险的职能，相比事后违约检验的评级理念具有革命性意义。
　　(8)仿真模拟信用风险多样化的评级思想。
　　社会化的信用风险形成因素显现出渗透，脆弱、波动、系统和多样性的特征，信用评级应当找到一种方法将这种现实的多样化信用风险呈现给投资人，大公将其引入评级思想体系提升了评级信息的应用空间。
　　(9)通过评级标准和语言一致性实现评级信息社会化流通的评级思想。
　　信用社会化推动的资本全球流动客观上要求评级信息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满足这一现实需要的前提是实现评级标准和语言的一致性。评级符号实质上是一种信用风险信息的语言系统，其可比性由评级标准所决定。为实现这一评级思想，大公从众多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形成特殊性中寻找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因素进行研究，构建起了具有普适价值的新型地方政府评级标准，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大公信用评级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对信用经济发展规律探索的历史进步。
　　3、第一次创新了以财富创造能力为基石的偏离度评级理论。
　　一个多世纪以来，主导人类评级意识形态的是违约率评级理论。这一评级理论表面上看起来很合理，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地位，然而，实践和研究反复证明了它的错误。首先，采用一些实际违约案例设定评级标准不具有普遍意义，缺乏信用风险因素内在联系的系统研究基础，笼统地用违约案例作为一种方法无法准确识别和描述极为复杂的信用风险成因；其次，用违约率检验评级结果正确与否，是一种事后验证评级的做法，不能实现评级预警信用风险的功能，用受评主体是否违约来证明信用级别的合理性是本末倒置。
　　大公的偏离度评级理论坚持了财富创造作为偿还债务的根本性来源，一切偏离财富创造能力的偿债来源都具有不确定性，偏离越远风险越大，这一评级理论从回答债权人关注的问题出发，最终找到了实现评级作为推动信用经济发展两对矛盾中处于主要矛盾主要方面作用的途径。这一重大评级理论创新将从根本上改变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评级意识，从实践上阻止人们偏离财富创造能力对信用的滥用。
　　4、第一次揭示了作为债务人的地方政府与信用关系的内在联系。
　　作为债务人的地方政府是信用链条中的一环，其偿债能力既可影响信用关系，也受到信用关系的制约。与一般债务人不同的是，地方政府是上层建筑，但成为信用关系的成员时，它还是经济基础的代表，政府在通过影响偿债环境改善自身偿债能力方面具有更大的主动权，同样，其行政不当对经济基础的破坏亦是超常规的。因此，评级要特别关注政府的行政和债务管理能力，这些能力的揭示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对债权资产安全的影响。

　　五、大公与西方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的主要区别

　　长时期以来，人类社会丧失了选择评级的权利，那是因为只有一类评级机构垄断了国际评级话语权；人类社会丧失了选择评级的能力，那是因为只有一种评级标准占据了世界统治地位。评级思维处于冰冻时期的人类社会在推崇西方评级权威之时却根本不知道形成权威的基础是什么，甚至在遭受评级引发的巨大灾难之后，依然没有批判错误评级的武器。大公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的问世具有改变人类评级意识形态的划时代意义。
　　评级标准的区别体现的是评级能力和履行公众责任的差异。厘清大公与西方地方政府评级标准的根本区别，将有利于人类建立起识别评级标准的思想方法，增强阻止错误评级的能力。
　　那么，用什么样的认识逻辑才能区分评级标准的优劣呢？首先，应该分析标准是否体现了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联系；其次，应该看它是否体现了财富创造能力与偿债来源的本质联系；第三，应该判断它是否回答了债权人关心的问题。据此，大公与西方地方政府评级标准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评级标准的认识来源有着本质区别。
　　大公标准遵循的思想原则是从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联系分析中寻找一般规律，在构建新型地方政府评级标准过程中，大公认真研究了105个国家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形成因素及演化规律，使其成为评级标准的思想源泉。
　　西方标准的认识来源是违约案例，即在危机的后果表象中寻找思想源泉。
　　大公与西方认识来源的区别决定了两种评级标准的根本差异。
　　2、建立评级标准的理论基础反差如同霄壤。
　　大公标准按照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形成规律，依据评级的本质要求形成了完整的评级理论体系，它对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理论描述强化了其内在联系，成为评级方法的指南。
　　西方标准的评级理论空白使其完全不能体现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而难以经受评级实践的检验。
　　3、在评级要回答什么问题上区别明显。
　　大公标准开宗明义就是要通过评级回答债权人关心的地方政府三个偿债能力问题，使评级目的有了明确定位，并以此为目标建立起了评级理论体系。
　　西方标准却通篇找不到对地方政府评级之目的是什么，从而难以判断评级的意义。
　　4、西方标准否认财富创造能力在评级中的根本地位。
　　大公标准认为债务人的财富创造能力是其偿还债务的根本来源，并以此为基准划分偿债来源的性质和作用，确立了以偏离度为核心的评级思想，有了科学衡量信用风险因素的锚。
　　西方标准没有给予财富创造能力应有的评级地位，使其无法清晰地建立起偿债来源与偿债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灵魂要素的缺失导致整个标准找不到偿债能力的地位。
　　5、西方标准无视信用关系对偿债能力的影响。
　　大公在对信用风险形成原因的长期探索中，发现了信用关系与偿债能力的内在逻辑，把债务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信用环境因素引入评级，体现出信用关系传导作用对偿债能力的真实影响。
　　西方标准则完全未发现信用关系社会化所带来的偿债环境变化，以信用关系剧烈变化为特征的全球信用危机也没有成为改变其评级方法的动力，西方评级标准已不能揭示处于信用关系重围中的债务经济体信用风险。
　　6、在评级标准一致性方面显著不同。
　　大公标准因体现信用风险形成一般规律而保证了评级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实现了评级信息的流通性。
　　西方标准十分明确地分为美国及美国以外两个截然不同的评级标准，显然，体现特殊信用风险的评级信息无法进行风险比较，对投资的指导意义具有局限性。
　　7、西方标准无法预警信用风险。
　　大公标准高度重视风险因素预测的作用，并给予了跟踪评级预警信用风险的职责，建立了预警方法，创造了评级完成其使命的条件。
　　西方标准中很难发现评级因素预警信用风险的功能。
　　从根本上说，大公与西方地方政府评级标准的区别是由评级立场所决定的认识信用世界的思想方法的区别，体现这种区别的评级信息所导致的人类信用经济社会活动也将凸显相反的结果，这就是评级标准的力量。
　　大公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标准是人类长期探索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的最新成果，它的广泛传播将为人们打开一扇认识地方政府这一特殊债务主体信用风险的窗户，它的有效应用将为维护国际信用关系安全夯实不可撼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