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拉美地区各国在向高收入社会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衰退，波动加剧，危机频发，国民收入水平与发达经济体和东亚等新兴经济体的差距不断拉大，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测算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是拉美地区没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而前者又是资源配置效率基础薄弱和研发创新能力基础薄弱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从中可以获得如下启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具有某种“突发性”，因此，一定要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一定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并推动经济体制转型，一定要不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并将夯实研发创新能力基础作为长期政策取向。
拉美资源配置效率低 研发创新能力弱
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唯一的例外是1965-1973年各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出现了轻微的缩小。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种差距的拉大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这种背景下，世界银行率先使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出拉美地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即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虽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而无法向高收入社会迈进。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拉美地区经济增长陷入衰退；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经济增长波动加剧，危机频发；三是拉美地区各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趋于分化。
测算结果显示，在决定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中，劳动和资本投入对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力有限，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才是拉美地区经济长期停滞或相对停滞的主要原因。1981年-2002年，拉美地区GDP增长率比1960-1980年平均下降超过了3个百分点。其中，劳动投入的减少只解释了0.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资本投入只造成GDP增长率下降了0.6%；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余下超过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而在巴西和墨西哥一些该地区主要国家，其全要素生产率甚至下降了3个百分点以上。另外，拉美地区各个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后全要素生产率的急剧下滑不仅体现在绝对数量上，也在同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明显体现出来。例如，1960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比较稳定且具有较高水平，基本相当于美国的80%左右。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拉美地区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快速下降，到2007年迅速下降到了美国的54%左右。
众所周知，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可以归结为资源配置效率与开发创新能力这两个最重要的基础解释变量。分析发现，拉美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研发创新能力基础都非常薄弱。首先，拉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基础薄弱体现在诸多方面，即对国内工业实施过度保护，影响了企业效率的不断提升，较差的营商环境限制了企业家精神和经济活力的发挥；金融可获性较差限制了微观经济的创新活幼；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规则限制了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等等。其次，拉美地区研发创新能力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差距较大；人力资本质量低下进一步削弱了研发创新能力；科研人员数量有限且配置不合理限制了研发创新能力：研发支出偏少和结构性问题始终比较明显；基础性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偏少，等等。
新兴市场国家需借鉴发展经验
综上，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要素积累(劳动和资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还不足以对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出现如此严重下滑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解释，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下降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下降是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能力不强和研发创新基础薄弱这两个因素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目前，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拉美地区在这方面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十分深刻的，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重视和借鉴。
第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具有某种“突发性”。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八陷阱”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在一段时期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可能在某个时点上突然导致经济陷入衰退，而这种衰退往往又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步“断崖式”的下降，然后开始长期在低位运行，即遭遇“失去的10年”甚至是“失去的20年”。
第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存在阶段性，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期，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来调动和配置各种社会闲置资源，增加生产性的投入，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从而跨越“贫困陷阱”。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后，当各种生产要素已经全部得到了粗放使用，边际产出将快速下降，此时未能转变的增长方式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效率较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难以做出相应贡献，那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转变经济方式应该尽早完成，更不能盲目崇拜GDP。如果一味强调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前瞻性和全局性，依据已经过时了的成功历史经验仍然过分看重这只“有形的手”，那么就必然或早或迟陷入“构造性无知”的困境，最终在付出高昂成本的同时，促进经济转型只能化作美丽的泡影。
第三，研发创新能力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样重要，无疑通过教育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先决条件，但这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然而如果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并且社会向上流动渠道淤塞以及知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家庭在为子女付出庞大教育成本后只能换取较低的物质和精神回报，那么当“读书无用沦”蔓延之时，寄望遍地开花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来提升整个社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也只能是无源之水。因此，对于政府已经具备足够财力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应该在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同时，大力增加教育的公共支出，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保证低收入人群获得良好教育，让人力资本存量得到加快提升，起码达到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地位。
第四，产业保护和企业垄断只能是权益之计，不能作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手段。毫无疑问，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工业基础和竞争力较弱，借助政府的力量对一些产业进行有效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得到相关经济理论支持，也在历史上被德国和美国等两方发达国家实践和验证过。但是，这种保护措施不能无限制存在，否则将影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如果出于产业保护的目的长期给某些企业垄断特权，那么这样的企业只能做大，而不能做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对国内企业和产业采取保护措施，将必然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第五，推动经济体制转型在于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难以避免，这些利益集团长期获得政府保护和各种优惠政策，经营效率低下，市场竞争力较差，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过渡后，必然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当推动改革的强权人物在改革未尽时退出历史舞台，会让既得利益集团得到喘息之机，他们必将阻挠继续改革的步伐，改革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推进改革的局面就会愈加复杂。最终，已经实施的改革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近十年来，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在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多有反复便是例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