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中下等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同时，随着我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下去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宋立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发展动力转换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推动资本深化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势在必行。为此，必须创新改革思路与改革方式，以刷新体制红利。
　　《经济参考报》：今天，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困难，“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宋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个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动力源泉，不同的发展阶段推进过程实际上是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转换过程。如果在原有旧的动力源泉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源泉，则必然陷入某种形式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陷阱之一，其实质是中等收入阶段的动力源泉接替和动力机制转换陷阱。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初的资源禀赋优势、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吸引的外资等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而言，主要依靠政府公共投资支撑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从低收入到中下等收入的推进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投资驱动作用。外资一般与本国的资源禀赋等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在一些成功实现跨越的国家，外资主要通过与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
　　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完成、劳动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实现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所能够依赖的因素越来越少，经济发展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少。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构建新的增长源泉和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再次转换。否则，在原有的劳动力等资源禀赋优势逐渐消失之后，经济发展动力将趋于减弱而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实现从中等收入或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经济参考报》：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转型升级的动力在哪儿？
　　宋立：战后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仅有的两个规模较大的东亚国家——日本和韩国，它们基本上沿着资本深化与技术创新的道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正因为如此，资本深化与技术创新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被东亚学者所强调。这既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成功经验，也被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重要教训。
　　历史地看，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十字路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依靠直接的体制红利——改革所释放的被传统体制束缚的生产力，获得了比较明显的体制红利，推动经济快速发展。90年代以来，体制红利虽然有所减弱，但开放红利逐渐显现，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人口数量即人力资源红利日益凸显。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开放红利，特别是劳动力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越来越多地激发出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将人口从负担变成了红利，将我国的劳动力优势与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管理、品牌等优势结合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被认为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加入第三次全球化过程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我国出现“民工荒”和工资上涨浪潮，表明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变化，人口红利或将进入递减阶段，人口红利空间必将越来越小。从长远看，就生产要素而言，必须也只能越来越依靠“创新红利”，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发展动力转换与经济转型的关键期，进一步推动资本深化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势在必行。但从可能性来看，距离大规模创新红利尚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在此过渡阶段，必须也只能依靠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制度性变革可能带来的新的体制红利，包括直接的体制红利，以及体制改革所可能激发的劳动力质量即人力资本红利和初步显现的创新红利。
　　30多年来，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我国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升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但随着改革由易而难地深入推进，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减速或弱化现象，即所谓“改革疲劳症”。改革减速或弱化现象不仅影响改革本身，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必须创新改革思路与改革方式，以刷新体制红利，为迎接新的繁荣周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体制动力。
　　《经济参考报》：刷新体制红利、继续推进改革，您心目中的路线图是什么样的？
　　宋立：首先，要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时序安排和行动方案，确保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协调推进。此外，还需要发挥社会智库等第三方力量在改革设计中的应有作用，矫正部门改革方案的可能缺陷，确保改革方案的科学、合理和客观、中立。要发挥基层和地方的首创与探索精神，全方位激发改革动力，防止原有路径依赖和向旧思路靠拢。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刷新体制红利，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健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市场，深化土地等管理制度改革，以不断发挥我国要素潜力和综合配置优势。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使各类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就改革方式而言，需强调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结合，尤其要在推动增量改革的同时，加大存量改革力度，彻底突破旧体制壁垒。要做到渐进改革与重点领域突破性改革结合，防止渐进改革在一定领域演变成为不改革。要注意总体设计与分步实施结合，保障长期改革目标落实到具体阶段。要突出整体协调推进与局部率先突破结合，以点带面推动全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