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仅有5%左右。”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出席“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论坛”时说。

　　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李扬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伟大奇迹，也是我国国力持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国际地位日益上升的根本保证。
　　“但是，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与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资源投入和高污染排放。”李扬说，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在社会生产力日益提高的同时，削弱了自然生产力。在人造资本不断增长的同时，加剧了自然资本的损耗。
　　李扬说，20世纪80～90年代，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值虽然有明显好转，大幅降低到4%左右，但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仍仅有5%左右。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李扬认为，经济发展新阶段必须在“稳速增效”中实现经济绿色、循环、低碳转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召开，我理解，今后我国经济工作中‘快’字会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各种会议和文件中，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会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李扬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据李扬介绍，中国社科院目前已有几个研究小组正在就“稳速”进行测算。李扬说，“稳速”就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并依据它的趋势变化进行增速目标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他说，而所谓“增效”，就是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借此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风险。稳速增效的核心，就是用质量效益的提高来弥补速度下降的缺口，进一步强化财富的积累，提高人民的福祉。
　　李扬认为，降低发展的生态环境代价则是“增效”的重要环节之一，这要求经济的重心放在创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上，放在对已有产能的绿色化与循环化技术改造升级上，放在发展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产业上。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降低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损失，使国民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的循环高效安全的绿色发展轨道上，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实现真实的增长。

　　排污体系的“费改税”

　　据记者了解，近期已有多家研究机构开展绿色GDP的研究。国家发改委所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研究部部长陈文玲日前对记者表示，传统的以GDP为核心的衡量方式无法反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更不能反映一个地区通过自然保护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要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应建立一套综合考虑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指标体系来测度区域发展。
　　测算结果显示，我国高人均GDP地区单位面积二氧化硫、COD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是低人均GDP地区的约3.7倍、4.1倍和2.8倍。这说明单纯的GDP增长是不够的。
　　“经济发达不等于发展持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焕介绍，该中心开展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从社会和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可持续和绿色转型驱动三个维度来刻画各地绿色经济发展情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已接近1万亿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
　　据环境规划院测算，自2004年以来我国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118.2亿元提高到9701.1亿元。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916.2亿元，较上年增加9.2%，约占当年GDP的3.8%。
　　“做经济工作，一定要牢记经济学基本道理。”李扬说，不能一讲发展就要求减税、免税、优惠。其实这都是增加成本，不讲效益和质量的做法。
　　李扬认为，改变传统经济发展的做法，需要在价格形成机制、税收体系、财政金融政策等领域进行全面创新，需要对环境管理手段、资源管理手段、产业布局与资源配置规制等进行创新，需要对产品准入标准、生产技术体系标准、废弃物排放标准、经济核算标准等进行一系列创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建议，改变现有排污费体系，逐渐将排污费体系引向环境税(包括环境保护税、污染排放税、碳税等)方向，建立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税收体系，使“绿色税收”成为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财税制度保障。
　　”政府应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成本纳入考量范围，对资源开采和污染物排放进行总量控制。”张焕说，金融机构应通过金融创新推动绿色发展，探索新型金融合作模式，降低绿色产业投资风险，比如将结构性融资应用到绿色产业项目中，通过缩短投资回报周期和降低风险来弥补资金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