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八大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保持经济长久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根基在于实体经济。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局，发展正遭遇越来越多压力。本报此前连续刊发的两篇实体经济生存状况调研，也验证了这一问题。对于产能过剩，我们该如何认识？对于实体经济现状，我们该如何分析判断？对于帮助实体经济走出困境，我们又该拿出什么办法？本报记者带着问题走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赵昌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姚同欣和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聂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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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只有更贴近市场需求、产品具有更高附加值，企业才能存活下来。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记者：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普遍面临产能过剩问题，该如何看待？
姚同欣：产能过剩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需求比较旺盛，资本回报高，大量企业会选择通过扩张投资增加供给。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需求萎缩，加上原来投资扩大的产能开始发挥作用，就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引发恶性竞争。
聂孝红：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食品、能源等需求弹性系数小、价格难以显著影响需求的行业可能短缺外，其他行业都可能出现产能过剩。
姚同欣：对于产能过剩问题，市场自己提供了一个解决机制，那就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需求一旦萎缩，企业之间的竞争必然更为激烈，只有那些更贴近市场需求、产品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企业，才能存活下来。
对产能过剩，政府无需过度干预，应该充当信息的供给者，帮助企业形成更为理性的预期。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调高准入门槛，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以规避恶性竞争。总之，未来应该按照十八大报告要求，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聂孝红：对于那些“前途是光明的”、产能只是相对过剩的行业，要利用法律和政策加以扶持；对于那些行业准入门槛低、市场集中度低、长期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行业，要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淘汰落后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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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总体已进入从数量、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率提高的阶段，许多行业无法再回到数年前那样高利润甚至超高利润的时代了
记者：除了产能过剩，该怎么看待当前实体经济的现状？
刘元春：企业经营环境和业绩的恶化是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实体经济的困境，宣告中国原有增长模式出现了问题。人口红利递减、全球化红利消失，意味着中国面临重大经济结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导致过渡阶段出现经济增速和企业利润的回落。
赵昌文：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今年前3个季度，实体经济的发展正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制造业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的情况较为普遍，部分企业经营效益明显下滑甚至亏损。
导致当前实体经济现状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一是受经济环境影响，国际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二是包括传统制造业甚至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许多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显著下降。三是包括原材料、劳动力、融资等在内的企业综合经营成本大幅上升。
这与我国发展阶段有关。中国经济总体已进入到从数量、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率提高的阶段，从更多地依靠出口转向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阶段。许多行业无法再回到数年前那样高利润甚至超高利润的时代了。同时，实体经济的现状也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由于企业各种要素成本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多数企业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没有议价的能力，在高端制造业上缺乏竞争力。不少行业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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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的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他们挺过寒冬的法宝。政府要通过税收等措施，更积极有效地引导企业不断加强技术创新。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
记者：面临多层压力，发展实体经济出路何在？政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刘元春：企业必须适应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并进行战略性调整，而不是消极地期待全球经济在危机后重返过去的黄金时光。同时，政府也不能单纯对企业进行周期性的救助，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
赵昌文：根本出路还在于创新。企业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大研究开发投入，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通过创新降低综合成本、开拓利润空间、分散经营风险。从此前的调研报道中也不难发现，倒逼之下，企业创新的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他们挺过寒冬的法宝。从政府来说，必须要通过税收等措施，更积极有效地引导企业不断加强技术创新。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姚同欣：企业不仅要重视技术创新，还要重视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苹果公司的成功告诉我们，在一定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全球采购和营销，可以一头控制供应商、一头控制市场。这种“轻资产”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我国要鼓励企业创新，政府必须要打破行业壁垒，进一步优化市场秩序，还要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建立与创新型企业相匹配的金融机构，引导PE/VC(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使资金、人才等要素向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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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切实考虑降低实体经济贷款压力，把更多的利润留在实体经济里。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在于降低准入、打破垄断，要逐步通过利率市场化等形成银行业竞争格局
记者：不少企业反映，在利润日趋微薄的情况下，融资成本却居高不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姚同欣：房地产、金融等行业高利润一度吸引资金争相追逐，挤压了实体经济的融资空间，使得利润微薄的制造业融资成本“水涨船高”，制造业成了金融业的“打工仔”。因此，政府只有挤压部分行业的“泡沫”，才能真正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和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赵昌文：当前，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巨大的利润差，导致资本等生产要素向非实体经济集中。政府应通过具体有力的财税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向实体经济部门积聚，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聂孝红：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背后是我国银行业的高度垄断。目前，我国称之为银行的机构只有300多家，而美国以银行命名的机构有8500多家。我国银行业存在着高门槛、高利差的现象。2011年，在我国实体经济乏力的情况下，银行业的利润却高歌猛进。A股16家上市银行前三季度共实现净利润8128亿元，占全部2493多家上市公司1.5万亿元净利润的54%。
从短期来看，政府应该切实考虑降低实体经济贷款压力，相对调整贷款上浮比例，把更多的利润留在实体经济里。从长期来看，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降低准入、打破银行业的垄断，逐步形成“大银行服务大企业、中银行服务中企业、小银行服务小企业”的行业格局。同时，要逐步通过利率市场化等形成银行业竞争格局，降低银行息差，以此倒逼银行业不断创新金融产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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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企业税费过重问题必须重视。中央出台的减税措施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同时，必须推进税制改革，使我国税收收入从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向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转型
记者：调查发现，减税的确让部分企业的负担有所减轻，但“税负过重”仍是不少企业常提及的话题。进一步减税的空间有多大？
聂孝红：在部分地区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不少地方税收征管趋严，还有部分地区行政收费、罚没收入等明显增加，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提高。种种现象无疑加重了企业负担。
税费征管要防止各种人为因素导致企业税费的大幅波动，防止经济下行时政府收“过头税”。
当前情况下，企业税费过重问题必须重视。中央出台的减税措施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目前部分针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措施力度还有限。具体减税的额度也可以更明确一些，尽量减少地方政府税收征管中的弹性。
姚同欣：在减税的同时，必须推进税制改革，使我国税收收入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向以房产税、个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转型。最终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间接税占我国税收的六成左右，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降低增值税、营业税税率，增加财产税率，既可以更好地促进收入分配，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维护我国制造业的价格优势。同时，增加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更好地促进收入分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