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的目标。对于处在收入分配“金字塔”中低层的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有什么期待要表达？收入“倍增”的目标又该怎样实现？
股市不景气、储蓄负增长，如何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
北京市民张明霞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炒股，她自１９９７年入市以来共投入２０余万元，亏多赢少，但去年以来的“熊市”让她担心：再跌下去，本都赔完了。
过去的５年，我国经济一直领跑世界，ＧＤＰ年均增９％以上，但上证综指却下跌六成。
在一项媒体调查中，６５.３９％的受访者“财产性收入”来源为股市、基金和债券，２５.０２％的人为银行储蓄，除此之外，还有房屋、车辆等其他固定资产获得的收入。
张明霞说：“股市不景气、储蓄负增长，‘财产性收入’增长究竟怎么增？”
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是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欧美等发达国家国民可支配收入的４０％来自财产性收入，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３％左右。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连续两次提及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表明了政策的连续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说，“同时也表明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
股市仍是目前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渠道，专家建议规范股市运作和分红制度。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调查报告，２０１１年我国散户投资者损失惨重，５０００万股民人均亏损４．２万元，７７．９％的个人投资者亏损；但同期２７７家首发上市的公司却募得资金２８２５亿元，比预计金额多出７００多亿。
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认为，股市成为“圈钱”乐园，根本原因是制度建设不到家，上市公司治理不完善，上市公司质量不到家，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没有有效约束。”
为此，不但要建立健全公司上市资质的评估和监管体系，提高入市“门槛”，打击圈钱和内幕交易行为，还要对股市分红加以强制约束，不能任由公司成为“一毛不拔铁公鸡”。
针对“全民炒股”，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权衡认为，这也正说明了我国理财渠道的匮乏。
“让百姓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并非一味支持高房价、高股价，也不是动用国家政策一味扶持资本市场。而是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金融创新，让百姓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的平台。”权衡说。
苏海南同时提醒，在增加财产性收入同时要防范“马太效应”，即有钱人愈加有钱，资本加快向富裕者聚集。
他认为，一是可以通过税收调节，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对低收入者进行弥补；二是要在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对不法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行为加以严格惩处；三是通过“限购”、房产税等措施防止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制约通过炒房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方式。
提高劳动报酬，企业“化税为薪”＋建立完善“工资协商”
温州梵高服饰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员工有４００余人。去年国税地税共缴纳１５０余万，再加上养老、医疗、工上等社会保险１０万元，约６０％的利润缴了税费。
“银行融资成本高，有时还要在基础利率上上浮３０％，让人吃不消。”公司负责人梅忠说，企业利润被层层“抽拔”，企业对于员工的涨薪要求力不从心。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归根结底取决于一线工人的数量以及薪资水平。我国中小企业吸纳了全国就业的７５％以上，但一线劳动者工薪普遍较低，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仅占约４０％，这一数字在西方发达国家为６０％以上。
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许光建认为，过去我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过度向政府财政倾斜，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只有在切蛋糕的时候向居民收入倾斜，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才有基础。
“平衡整个社会劳动关系，工薪增长最难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苏海南说，“为企业‘化税为薪’减轻了企业负担，是增加企业为员工涨薪动力最直接的措施；另外，实业繁荣了，国家财富蛋糕做大了，也是企业员工收入增加的前提。”
“营改增”这个我国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结构性减税”已然破冰。上海“营改增”试点情况显示，今年前８个月全市纳入试点企业１４.３万户，试点企业和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整体减轻税负６３.５亿元；９.３万户小规模纳税人税负降低４０％左右。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在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经营困难之时，结构性减税有助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为企业个员工“加薪”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认为，为中小企业减负，还应当推进金融改革。
他认为，应当构建以地区性、中小企业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输血劳动密集型实业企业，以提高工资收入。“若能坚定推进金融改革，则收入倍增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专家指出，为了使减税和加薪统一联动，让这种机制的运行方式更符合市场规律，需要一个紧跟的机制，即工资集体协商。
“提高劳动报酬、‘提低’，不能只依靠分配改革来完成，还要依靠发育市场和完善工资协商制度来实现。”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市场机制的发育就包括正常的工资形成机制，包括集体工资谈判、集体合同签订、行业工资谈判。”
加大“民生”支出，社保既要兼顾公平又要提高质量
“儿童白血病、终末期肾病、肺癌等２０种重大疾病医保‘报销’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这是１５日从全国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现场推进会传出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在北京做建材装修业的湖南籍民工张友才很激动。
城乡居民社保待遇不断提高，但是张友才也常犯嘀咕：自己在城里属于没有工伤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没有保障房住的“三没”人员，因此总是少了那么点“安全感”。
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保障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提出“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市场配置和市场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长足发展，进入“普惠制”时代，但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还需在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社保质量，保障房等重点领域攻坚。
权衡说：“近年来我国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增加了很多投入，但在城乡、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还需要做很多努力。因为健康、教育是人力资本基础投资，如果起点不公平，那么连获得发展的机会也没有，也就没有能力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
一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记者感叹社会保障不均衡，西部一些乡村学校可能要多买一张课桌都有困难，东部一些名校却为如何花完财政拨款而烦恼，有的甚至年年把墙刷一遍。
针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问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说：五大险种中，养老、医疗、工伤、生育等在地区间的差距跟收入形成的差距，形成了老年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尽快提高统筹层次，使得差距能够有所控制，不同地区间的流动通道能打通。
在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看来，财政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支出结构的调整来增加转移性收入，调节二次分配。例如通过种粮补助、农机具补助等增加农民收入，通过低保、基本养老金等制度为城乡居民“托底”。
他认为，在教育、医疗等领域，下一阶段要着重解决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比如经过多年的医疗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大病医保等问题都已，但是看病‘大医院人满为患、小社区门可罗雀’的现状仍存在，如何进一步配置资源，提高社保质量，尤为重要。”
此外，据专家介绍，虽然目前各地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没有统一标准，但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保险加上住房公积金税费大概占个人工资收入的４０％。怎样让居民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福利保障，还需要发挥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作用。
增加土地增值收益，缩小城乡收入“鸿沟”
河北某地，地方政府向农民征地的标准是每亩补偿５０００元，村民王老汉认为，自己的“命根子”才换来这点钱，不公平，也不合理。
“同地不同权、同地不同价”的征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民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征地与卖地之间的“剪刀差”不但剪掉了农民应得的收益，而且剪断了他们的致富路。有专家分析，在目前的征地制度下，农民仅能拿到土地分配收益的５％至１０％。
旧的征地补偿标准，主要通过《土地管理法》来规范，但以“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和“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并非基于土地市场价值和土地未来的使用用途来确定标准，无法使农民和村集体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说：“以往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没有话语权和谈判能力，其利益没有很好得到保障。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需要制度创新和周密的制度设计，例如让农民以土地作为要素投入入股，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遴杰认为，要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的措施具体化，有三种可能的方式，一是征地范围不变，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二是征地范围不变，让农民参与增值收益分成；三是缩小征地范围，农民自主流转土地。
事实上，在增加农民土地增值收益方面，部分地区已经做出了一些探索。
上海松江区新桥镇人沈明冲２０１０年初拿到了新桥镇经济联合社的《社员证》，并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拥有了一定份额的股份。“我现在有１５０份股份，按照每股１７元的分红标准，去年总共拿到了２５５０元的分红。”他十分感慨：“这个份额还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对农民最大的保障。”
这是２００９年起，上海松江区开始推行的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把农村集体资产产权１００%全部量化给农民，让农民成为“股民”，充分享有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这不仅让被征地农民有了长远保障，同样也让没有被征地的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的收益。
在具体征补方案思路上，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专家王小映认为，一方面，应当建立征地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等情况，对征地补偿标准进行调整；另一方面，要补偿安置方式也将被拓宽，改变此前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模式，而通过采取就业、培训、留地、入股、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多种安置方式，土地增值收益向被征地农民倾斜。
“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好处，分享城市化的好处。改革现有征地制度，也有利于扭转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思维惯性。”王小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