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何实现发展目标？本报开设“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专家谈栏目，邀请十多位知名学者以笔谈或访谈形式发表见解。敬请读者关注。
如何准确判断目前形势和发展趋势，关系到我们能否抓住稍纵即逝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解决矛盾的出路在于改革，改革是中国未来增长的关键。
《经济参考报》：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晓晶：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无法摆脱减速的命运，经验考察确乎揭示了这一“铁律”。但有时候，历史经验并不能简单外推，因为理论预测往往落后于现实发展。
目前来看，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三大要素”，一种是基于“三大红利”。
“要素说”主要是从资本、劳动、技术三大生产要素来分析，认为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下降。
第一，资本要素。高储蓄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随着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扩大消费成为主导，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高储蓄的水平将不如以前，资本供应会减少。
第二，劳动要素。尽管目前劳动力资源还较为丰富，但劳动年龄人口会在未来三五年出现下降，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也在减少，而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则使得未来劳动力供应问题更为严重。
第三，技术要素。经合组织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随着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转移，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会有所放缓。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技术前沿，赶超效应减弱，中国不再是完全的跟随者，而要成为创新者，这样的角色转换导致技术进步放缓。
“红利说”是基于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的分析。
第一，改革红利。首先，第一轮改革的收益在过去30年增长中体现得差不多了，继续增长需要新的改革推动。其次，前30年的改革更多是增量改革，改革的阻力小；而后30年的改革更多是存量改革，改革阻力大，尤其是会触及集团利益。因此，改革红利在下降。
第二，全球化红利。中国的增长得益于改革，也得益于开放，特别是遇上了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不过本轮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甚至“去全球化”抬头，这使得依赖外需从而获得传统的全球化红利的时代将走向终结。
第三，人口红利。正如前面提到的，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直至下降，劳动力对于增长的推动在减弱，甚至是负贡献，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应如何挖掘新的红利？
张晓晶：首先，我认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并不是生产率的灾难。不少研究结果称，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以及服务业发展必然会导致整个经济经历生产率下滑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西方的滞胀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近来的国际研究显示，服务业发展不再是生产率的灾难。目前中国的服务业生产率低下，与各方面的管制有关，包括价格管制、准入管制等。因此，通过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将促进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大大促进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标准定义的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但通过数量与质量的提升，将会获得新的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到2015年就结束了，但与之不同的是，已有国外学者采用劳动人口而不是劳动年龄人口来衡量实际的人口红利。在这里，劳动人口是通过构造不同年龄—性别组的劳动参与率，加总获得全社会的劳动人口总量。比如，延长退休年龄就能够提高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从而使得劳动力总量增加。
第三，传统的全球化红利在逐步消失，但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将会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中国在既定的全球规则与分工体系下，依靠低成本优势大量出口的传统的全球化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中，将会获得新的红利，这主要体现中国与国际在金融监管、货币体系改革、发展、安全、资源利用等规则层面上的互动。
《经济参考报》：李克强最近提出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您认为未来改革攻坚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张晓晶：我非常赞成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既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又要推进政府改革。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要素的市场化推进，这包括土地要素(土地制度改革)、资本要素(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发展)、劳动要素(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政府改革则是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为是指政府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比如增加社会领域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使低收入人群也能获得均等化的服务等等。有所不为是指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减少审批，提高经济的效率。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核心是利益再分配，是打破既得利益关系的重重纠结。新一轮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来统领，更需要勇气和魄力来攻坚。如果能做到，中国经济将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这对于增长的促进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