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作为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年内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备受瞩目。对于这个问题，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副司长刘浩在中国改革论坛上最新发表的观点，引人深思。他说，种种迹象表明，过去的决定、规划、法律等“顶层设计”都对收入分配具有正面作用，但至今没能很好地实现。如果一味等待顶层设计，可能就会错过改革时机。目前，我国行业门类平均工资统计的差距将近5倍，行业大类差距则超过2倍。刘浩说，我国早在2008年起就施行《反垄断法》，至今已经有4年。近年来，社会对具有垄断性质的产品服务及价格有不少意见，但这些行业利用他们控制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和自身过高收入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此外，党的“十七大”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启动国内市场需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项好设计。但是，按2010年城乡住户收支调查数据推算，当年居民总收入16.6万亿元，占国民支配收入比重下降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居民收入占比曾达到70%以上，现在则只有60%左右。如果说，收入分配改革不能一味依靠顶层设计，那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实现百姓期盼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对此进行点评。
　　收入分配差距正在逐步拉大，既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增大，又直接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国家发改委的官员指出，收入分配改革不能一味等待“顶层设计”，否则可能将错过改革时机。刘浩的话可谓意味深长。
　　向松祚：我想首先现在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也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之一。发改委的官员讲的这个是令人非常困惑也是非常失望的事情。从中国过去33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的社会改革必须是从顶层设计和基层启动要相结合，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必须要配合，但是我们经过30多年之后现在看起来有些顶层设计实际上即使设计出来也实施不下去。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原因我的理解，为什么发改委这位官员讲顶层设计有的是18年，有的是16年都没有办法实施，还有两个一个是就是说这个顶层设计具体是由哪个部委负责，往往存在这种扯皮拉筋、推卸责任甚至就是为了抓权利而不愿意进行改革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收入分配要改革的某些关键的领域，比如说官员财产的公开，比如说公车的改革，比如说所谓三公经费的公布，特别是垄断行业的这种改革本身就是牵扯到中央最高层的这些部委直接的利益，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垄断利益的保护者。他们自然是不愿意改革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改革如果没有一个顶层机制的设计和指导的话，因为基层要做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因为有些基层改革您做了以后上层就马上可以叫停，你这个不对，你必须要停下来。还有我们收入分配改革里面涉及到税收的问题，这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首先地方这些人大常委也好，更不用说政府，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来建立当今这个税法，他要进行这个税制的调整，税制的改革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上面没有顶层设计下面也做不了。虽然我们基层可以采取一些办法，但是现在我们的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改革这种牵动全国体制的改革，必须要从上面往下进行很好的顶层设计，最核心的就是怎么去落实下去。
　　由于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再加上关键领域的改革推行存在的困难，也导致了我们这种顶层设计现在推行的难度在加大，但是收入分配改革又需要一个从上而下的推动，但是我们注意到目前一些部门地方在收入分配几个方面也主动进行一些尝试，比如改革公务用车、促进经济转型等等。这能不能看作不一味依靠顶层设计的有益尝试？
　　向松祚：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在过去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有些地方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也是进行了许多非常有益的尝试，地方甚至也有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本身并不是收入改革本身，牵扯的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大家不都讲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进入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其实收入分配改革就是坚和难非常厉害的领域。
    这里面有四大领域是需要改的，第一个是税收的设计，比如说税收通过世界各国这么多年的经验，税收如何调整收入分配呢？你必须要多征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也就是说要通过这种税种来调整贫富的差距和收入分配的差距，让财富为更多的公众所使用。
    第二就是财政支出的改革，大家都在抱怨中国的财政支出占的比重在全世界特别是行政管理费用我们的公务员的费用，我们行政开支的比重占GDP越来越高，现在已经超过了20%，超过了这些发达国家，更不要说日本，日本其实只有3%到4%，我们公务员队伍这么庞大都是吃皇粮，都是非生产性的劳动，我们干嘛要这么多公务员？这是必须要改的。
    第三个就是反腐败，官员的财产必须要公开，不仅要在党内公开，必须要向全社会公开，这里面仅仅是改一下公车、公房、公款吃喝，这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要把你的财产公开，你的收入从哪里来的。
    第四个是公平的机会，现在老百姓抱怨很多，比如说你现在农家的子弟或者是贫穷地区的子弟，他很难有机会进入到主导的行业或者说进入到国家的关键部门，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垄断企业，民营资本和私人资本很难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四大领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攻坚克难最麻烦的，那么这些领域我们没有顶层设计，没有上司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下面能推得动吗？
　　这四个方面不仅仅是是需要顶层设计，而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来推动，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反腐败官员财产的安全，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改善收入分配是极其关键，也就是说领导干部的收入必须要公平比较透明，或者说财政支出的改革，每年财政收入大家都在讲每年财政收入前几年增长速度都是百分之三十几，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和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今年即使有所下降，今年的财政收入也是高于GDP的收入增长速度。我们今年的财政收入肯定是10%以上的增长速度，GDP只有百分之七点多，老百姓就会问一个问题，可以把钱拿去，但是政府把钱拿去以后政府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我们经过很多年的努力呼吁现在三公经费开始在公布，公车的改革有些地方开始在启动，但是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当然深层次的改革也就是说财政收入通过税收，通过土地拍卖，通过各种渠道把钱拿去以后用到哪里了，是用到非生产性的公务员的队伍，还是用到去改善我们老百姓急需要改善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的改变必须是要通过顶层设计，特别从中央层面要有极大政治勇气形成具体的法律措施，要必须推行下去才能够取得改革的成效。
　　除了顶层设计，基层创新也是应该有机的和顶层设计进行相结合，应该是一个总体作用的结果，在您看来这个过程需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向松祚：基层的创新我想在收入分配里面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基层我们要鼓励他们创新。比如说过去收入分配改革大家提出有两个提高，一个是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在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第二个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目前整个国民收入当中的比重，这两个提高有一个具体的措施基层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在工资的调节制度方面，在改善就业方面，比如说很多地方他们对中小企业比如说给予一定的优惠或者说减税减负，比如说对于大学生或者说对于农民工创业，或者说给予一定的税收支持，等等这些对创造公平的机会，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当然是有帮助，但是这些我觉得从整体来讲实际上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收入分配改革还需要全国一盘棋来统一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