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国际电影节授予张艺谋终身成就奖。10月18日，在印度孟买，中国导演张艺谋在第14届孟买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发表获奖感言。记者 赵旭/摄

中国导演张艺谋(中)与印度男演员等合影。记者 赵旭/摄

中国导演张艺谋(中)与印度女演员等合影。记者 赵旭/摄

    “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业。”坐在《经济参考报》记者对面的张艺谋，边说边指着他背后墙上的一份份“电影作业”海报：《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英雄》、《十面埋伏》、《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
　　与之相伴的，还有舆论对“铁道部‘天价宣传片’”“与张伟平分道扬镳”“因莫言获奖而旧事重提”“孟买电影节获‘终身成就奖’”的“狂轰滥炸”。
　　张艺谋的新闻，从来都是媒体的素材，要么是溢美之词，要么是骂声一片，让这位“中国首个国际A级电影节影帝”“中国首摘国际A级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大奖”的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始终饱受争议。
　　从张艺谋的“电影作业”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从艺轨迹，更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脉络与流变。

　　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从未停止

　　“‘媚俗’还是‘崇高’，是每位导演一生的难题。”

　　“电影票房再好，还是有人批；国际获奖再多，还是没人看；观众需求再大，也得求平衡。”对于始终在艺术与商业间徘徊的中国电影，张艺谋道出自己的导演观，“‘媚俗’还是‘崇高’，是每位导演一生的难题。”
　　从《老井》到《有话好好说》，从《红高粱》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的作品跨度之大，反衬出电影主题的时代烙印和时代之变。
　　“我从影早期的作品有一种呼唤。你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高粱》，像火一样燃烧的作品，因为那是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人们在文革后极力燃烧积蓄已久的能量。”张艺谋回味道，“我在形式上追求特殊、张扬，呈现出自觉、强烈的个人风格；在内容上表达对中国社会未来的思考。说白了，这是一种对思想解放的释放。”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伴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电影融入市场化浪潮，商业电影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张艺谋也不例外，他转型执导的武侠巨制《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　
　　“有人说我拍商业电影是堕落。”张艺谋摇着头解释，“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苦大仇深的思考氛围中跳出来后，我本能地觉得应该做些不一样的东西，带有强烈的娱乐元素，这样的电影才好看。”
　　的确，拍电影，不是写论文，观赏性在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电影是一种夹带文化，观众观影，在愉悦的同时，会自然而然感受到影片传递的价值。”张艺谋说，网络上，要找潘石屹，先得点击房地产板块，要找张艺谋，只能搜索娱乐频道。“社会就这么定位，你只能在娱乐产品中，装进一点内涵，一句话，商业电影就是寓教于乐。”
　　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从未停止，其背后往往附带着“媚俗”与“崇高”的争论。“在‘媚俗’与‘崇高’之间，我们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完美平衡。”张艺谋坦陈，“有人说商业电影低俗，有人说艺术电影晦涩，无论拍哪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才是导演追求的终极目标。否则，你就得做好挨骂的准备。”

　　产业链条下的商业裹挟

　　必须靠财团(如影视企业)支持的导演，一旦上了这条“船”即被“绑架”，拍摄全程，根本由不得自己，这直接导致影片艺术水准低、叫座不叫好。

　　1999年，根据对加入WTO的承诺，我国在此后陆续引进上百部国外大片，中国电影业在产业化没有形成、市场经验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应对，受到很大冲击。
　　为保护、发展国产电影市场，2003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多部有关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电影业的法规、政策，一批民营影视企业不断壮大，逐步掌控了“投融资-制片-发行-院线-衍生品”的电影产业链，有效抵御了国外大片的“入侵”。其间，张艺谋执导的《十面埋伏》等票房颇高的作品，几乎都与民营影视企业“新画面公司”合作。
　　“我不讨厌商业电影，但害怕被商业裹挟。”张艺谋无奈地说，从投资方到制片方，从植入广告到演员选择，从拍摄手段到镜头取舍，导演在每个环节多少会受干涉。“商业利益的回报，从开拍起就压在导演肩上。年轻导演直接被命令要求如何做，而对有名气的导演，投资方虽不敢玩硬的，可软磨硬泡更愁人，让你的构思和创作发生扭曲。”
　　张艺谋的这种感觉是有深层原因的。“唯市场论”是一些影视企业的“魂”，他们鲜有考虑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而是在影片选择、推广策略、发行时间、票价制定、上映时机、放映频率等方面形成垄断联盟，大量占有市场份额，过度迎合受众。而必须靠财团(如影视企业)支持的导演，一旦上了这条“船”即被“绑架”，拍摄全程，根本由不得自己，这直接导致影片艺术水准低、叫座不叫好。
　　北京电影学院相关研究数据显示，近两年，我国年均生产影片均超过500部，2011年，国产电影票房收入有约80%是民营公司参与发行创造的，但其中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好电影不过20部。
　　《三枪拍案惊奇》就是典型案例。“本来没打算拍这部戏，可制片公司想挣钱，用小沈阳出演搞商业炒作，就拼凑了一个不成熟的剧本。这真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决定。”张艺谋坦陈，这是他迄今为止最不满意的作品。“我感觉自己掉沟里了，因为它缺乏文化价值，是商业裹挟的产物。”

　　电影产业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那些“叫座不叫好”的烂片给出一个答案：营销模式的成功并非电影的成功，电影产业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票房为王”，是当下中国电影比较严重的问题。“一切以票房论英雄，其实是非常庸俗的标准，丢掉了中国电影传统的文化精髓。”
　　张艺谋认为，中国仍处在电影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即为获得资本积累过分追求高票房而忽视思想性。“当然，目前主流院线的观众群集中在20岁到30岁间，围绕他们进行的创作、导演，难免出现浅薄的倾向。”
　　张艺谋总被问及“一部影片的终极票房到底是多少”。“可能中国有两万块银幕时，单片票房达到3亿美元(将近20亿元人民币)，也许才是纪录。”他说，现在的票房纪录都是过路的，“没必要吹嘘你6亿我8亿，也许一年之内就被超越，总迷恋数字有啥意义？”
　　为谋求票房，一些发行方与社会传播机构在大片公映前后联手“撒网占道”“挥毫泼墨”“歌功颂德”“爆炒票房”。更有甚者，本着“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的原则，让“枪手”“枪稿”满天飞，以致观众被“忽悠”进影院，最后痛斥片子臭。
　　“电影和其它商品最大的不同是先买再看。倘若让观众先看再买，它的票房将会如何呢？”张艺谋这样自省，“影片好坏与否，不能唯票房论。别忘了，和《三枪》票房一起‘飘红’的还有影迷尖锐的质疑。”
　　张艺谋的醒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国产电影“火了票房、鼓了腰包、乐了媒体、坏了口碑、哭了观众、冷了人心”的情况依然存在，那些“叫座不叫好”的烂片给出一个答案：营销模式的成功并非电影的成功，电影产业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票房不重要，而是它并非评判电影价值的唯一标准。”张艺谋说，没人比导演更知道“众口难调”的意思，票房、获奖等这些所谓的“硬杠杠”都不能作数，真正的口碑成功，是观众内心的认可，“即便他嘴里不说你好，该骂还骂，但回家关上门会说‘这孙子邪了门了’‘有两下子’！如果你的作品占据了影迷心中的位置，它就是佳作，得奖、票房相形之下，也就是个副产品。”

　　“奥斯卡”不是风向标，不应被神化

　　“全世界在册的国际电影节有400多个，无论是美国‘奥斯卡’、法国‘戛纳’还是中国‘金鸡百花’，一帮电影人把自己做的‘菜’都带来相互‘尝尝’，就这么简单。”

　　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在国外拿了不少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片子，给了别人一个探察中国的窗口，蒙了几十年的厚厚铁幕，因为这些电影而有点儿打开的意思，全世界的眼光愿意看这个神秘之地的电影产物，人家对我们的电影高看一眼。你不深刻人家都说你深刻。这是个历史背景。”张艺谋说。
　　渐渐地，“奥斯卡”“金棕榈”“金熊”“金狮”……这些知名世界电影大奖屡屡见诸报端，不少国人对国际电影节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式：世界电影节水平高得不得了，影片一旦斩获国际大奖，就意味着引领世界电影的潮流。
　　　“‘奥斯卡’们不是中国电影的风向标，而是各国电影人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它不应被神化。”张艺谋多次担任国际电影节评委，也多次荣获国际电影大奖，但他对国际奖项有自己的理解：“全世界在册的国际电影节有400多个，无论是美国‘奥斯卡’、法国‘戛纳’还是中国‘金鸡百花’，一帮电影人把自己做的‘菜’都带来相互‘尝尝’，就这么简单。”
　　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年轻电影人融入世界电影节的氛围中：贾樟柯、王小帅、韩杰等新一代导演崭露头角，《三峡好人》、《Hello！树先生》等影片获得国际大奖。“拿着自己的作品去展览、交流、学习，不仅能提高影片的国际上座率，更能扩大导演自身品牌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张艺谋说。
　　“今天到国外拿奖不那么容易，因为中国不可能永远是热点，会降温。”张艺谋认为，苦难深重的中东地区和局部战争、恐怖活动频发之地，这些题材在苦难的背景下很有力量，既有时代感和时效性，更有历史厚重感。
　　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从《山楂树之恋》到《金陵十三钗》，媒体总把“冲奥”这个词放在张艺谋身上，让他很无奈。“好像我老当益壮，端着枪冲着奥斯卡就去了，誓不罢休！”张艺谋调侃道，　“我早就过了得奖的岁数，现在完全不是获奖的重点。”
　　对于导演“冲奥”的话题，张艺谋觉得别把这太当回事儿：“题材偏好、拍摄上映周期、评委会成员和主席的背景、上几届获奖影片对本届获奖作品的影响和限制……你算不过来，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你掌控不了。”

　　电影产业要发展，文学是母体

　　“没有好的文学基础和文学群落，没有层出不穷的优秀文学作品，电影想繁荣，门儿都没有。”

　　“票房为王”也好，“奥斯卡折戟”也罢，金钱与名利的背后透着中国电影的浮躁，而作为电影之源的剧本，也因此陷入空前尴尬的“创作荒”，究竟还有多少真诚的作家在静心创作？还剩多少“莫言”能解电影剧本之惑？
　　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登上国际舞台。张艺谋直言：“首先要感谢《红高粱》小说的作者——莫言。”
　　20多年后的今天，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张艺谋闻后激动不已：“电影和文学，实际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好小说、好文学作品是电影的基础。”
　　在张艺谋拍《红高粱》那个年代，每年都有文学的“重磅炸弹”，一部部出色的小说被改编搬上银幕，还没拍完，新的惊喜又来了。“文学繁荣，好剧本就接踵而至，好电影就层出不穷。”张艺谋说，文学作品兴盛，像一个盛大的集市，作为厨师的他行走其中，感觉可以入菜的东西实在太多，只担心自己做不过来。
　　“我对优秀作家很钦佩，莫言、余华、苏童、刘恒、严歌苓等，早些年，他们的作品一出来，我第一时间跟他们交流。”张艺谋回忆道，他跟作家刘恒合作过《菊豆》《秋菊打官司》和《金陵十三钗》三部戏。“刘恒主动为剧中的每个重要人物写小传，以求演员能真实、生动塑造人物形象，他是我看到最严谨的有现实主义功底的作家。”
　　遗憾的是，当前的电影文学已不再具备当年的影响力。“这个时代，像《红高粱》这类的作品太少了。”张艺谋说，他偏爱有力量的作品，“可好剧本青黄不接，让我不得不接受优秀小说凋敝的事实。”
　　张艺谋一直认为，电影产业要发展，文学是母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没有好的文学基础和文学群落，没有层出不穷的优秀文学作品，电影想繁荣，门儿都没有。”
　　以《三枪拍案惊奇》为例，张艺谋觉得演员很用功、演技也精湛、各部门都很努力、自己也废寝忘食，可依旧回天无力。“原因很简单，折在剧本上。我用了八个月拍摄的辛苦，换回一句最平常的道理：‘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电影剧本的“创作荒”，其实缘于一种讨好与迎合。当前的一些作者，把电影装进脑袋里，边创作边讨好导演、边迎合影视剧拍摄，结果“脚踩两只船”，破坏了小说的纯洁性。
　　“再往深了说，其实是一些作家并不具备真诚的创作状态，而是把它当工具、当赚钱的手段。”张艺谋说，作家群落本就不大，一时跟不上电影产业发展的巨大需求，“结果是新手、老手、小混混都能当作家，鱼龙混杂，剧本的产量高了，可质量糙了。”
　　不过，张艺谋坦言，好剧本青黄不接或粗制滥造，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搞个制度就能解决，而是必经阶段。“文学已回到他的轨道中来：忙时吃干，闲时喝稀，娱乐时代算是闲时，兑点水，正常！”

　　产业发展的最大软肋是“技术革新”

　　“目前，我国各大电影节对科技奖项的设置少得可怜，很多电影投资方、发行方为腾出广告时间，将片头片尾字幕滚得飞快，幕后的科技人员连自己的名字都找不着。”张艺谋感叹，“在这种境遇下，又有多少人会甘愿寂寞搞技术？”

　　中国目前是电影大国，但实现电影强国的目标任重道远。有人说，高科技是美国电影的“金箍棒”，而中国电影就像中国足球，现在不缺钱，缺技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最大软肋是“技术革新”。
　　在张艺谋看来，别说技术革新，就连队伍的专业性都不达标：“一个人头天还在补鞋，第二天就能上片场干这干那，结果导演必须分神去指导、纠正。”他说，可以用三个字形容他在片场的工作状态——“婆婆妈妈”“拖拖拉拉”“连滚带爬”。
　　以摄影师为例，这是个要求专业功底非常扎实的工种，“每次喊‘预备’前，我都要提醒摄影助理确认几个问题。”张艺谋说，“现实情况是，一场戏拍摄完毕，摄影师白着脸对我说还得重拍一遍，我就知道多半是这几件事儿没做好、不专业。”
　　近年来，不少电影企业陆续引进世界顶尖的电影高科技产品。但是，由于不少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有限，对拥有几千种功能的进口设备，最多只能利用不到几百个，最终只能高薪聘请国外技术顾问协助，造成拍摄成本猛增和资源的极大浪费。
　　张艺谋认为，“明星效应”的速成模式成为当前电影圈的“培养机制”，浮躁的娱乐心态淹没了电影严谨、细致的专业性和技术革新的氛围，报考“表演”的人数远超“摄影”“摄像”“数字合成”等电影科技专业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前，我国各大电影节对科技奖项的设置少得可怜，很多电影投资方、发行方为腾出广告时间，将片头片尾字幕滚得飞快，幕后的科技人员连自己的名字都找不着。”张艺谋感叹，“在这种境遇下，又有多少人会甘愿寂寞搞技术？”
　　中国电影技术革新的根本在于电影科技人才培养，关键是影视院校在教学科目设置、师资力量引进、国际交流项目等方面要同步改革，才能培养出高精尖电影科技人才。
　　此外，张艺谋认为，电影是一种创意产业，核心是人的思想，从创作到发行都充满着创新思维，创意成本很高，因此，用立法手段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电影技术革新的有力保障。

　　回归，中国电影未来的主题

　　“中国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回归到踏踏实实的人才培养和技术革新，‘票房至上’的短视，会扼杀电影的文化内涵！”

　　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铁道部‘天价宣传片’”事件和“与张伟平分道扬镳”的新闻，让张艺谋陷入空前的舆论漩涡。直到现在，他还在反思：“浮躁？”“裹挟？”“委屈？”“无奈？”……
　　“无论如何，我现在最需要两个字——回归！”张艺谋说，对于宣传片250万元的酬劳，虽然并不违法，但他已经想好，要么归还有关部门，要么捐赠给电影院校作为教学基金。
　　对于下一阶段的工作，张艺谋的目标也很简单：“和年青一代导演拼票房，那不现实；对新签约公司的选择，不想成为他们的‘摇钱树’；我希望回归，有一个和谐的创作环境，尽量不受太多制约、干扰和裹挟，提炼自己所有的能量，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拍几部自己喜欢的题材。”
　　中国电影产业，正需要“张艺谋”式的回归。为承诺履行WTO裁决，我国已于2011年3月对美国加大开放电影等娱乐产品市场，进口大片抢占中国市场的疯狂期来了。
　　国家广电总局的数据显示：2012上半年，进口影片票房同比增长约90%，而国产影片同比下降4.3%，出现近年来罕见的负增长。预计2012年全年进口影片票房在时隔八年后将再次超越国产影片。
　　“我们是否已构建主旋律片、商业片、艺术片等多类电影市场份额的宏观调控机制？”“影视传媒公司是否转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契合点？”“电影创作者能否把有思想深度的故事，用现代化手段展现得富有激情、令人感动？”……张艺谋一连串高声发问后说，“中国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回归到踏踏实实的人才培养和技术革新，‘票房至上’的短视，会扼杀电影的文化内涵！”
　　采访期间，张艺谋欣闻自己荣获印度孟买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你还想怎样？”他说，他真正的梦想，还是一如既往地回归现实，“找个好剧本，有个好团队，拍一部真正的佳作，过瘾！”
　　(方希女士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