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１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从１０．７３万亿元增长到３９．２５万亿元，上缴税金从８３６１．６亿元增长到３．４５万亿元，净利润更从３２０２．３亿元增长到１．９４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２５．２％。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２４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说，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可以有效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必须继续坚持。
    但他同时指出，国企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问题仍然很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依然任重道远

    全国９０％以上的国企完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革，２０１１年央企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达到７２％，多数国企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等机构，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逐步深化……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使国企经营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王勇也坦言，国企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近年来，部分地方国企和５０家央企进行了规范董事会试点。“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企业‘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说，现在企业要进行重大投资，必须拿出充分理由说服董事会，这无疑更有利于企业的科学决策和风险防范。
    但王勇表示，目前董事会的考核和外部董事的选拔、任用和评价机制还不完善，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一鸣指出，国企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与市场经济体制兼容，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因历史沿革、体制机制和认识不足等原因，还有很多难题有待破解。

    发展方式仍然粗放，布局结构还需调整

    自改革脱困“三年攻坚”以来，全国已有５０１０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有序退出了市场，同时国企和国有资本逐步从中小企业层面和一般生产加工行业退出，使国企的战线大大收缩、布局结构得以优化。
    据统计，在３９个工业行业中，有１８个行业国企总产值占比已低于１０％，而上榜《财富》５００强的国企从２００３年的６家增至今年的５４家。
    但王勇指出，目前国企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布局结构还需进一步调整。
    “国有企业目前大多仍分布在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比较低。一些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能力不强，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王勇说。
    同时，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国企研发投入强度还比较低，不少核心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国企跨国经营指数远低于国际水平，缺乏与国际化经营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一些企业境外经营风险意识不强，境外重大经营风险和资产损失时有发生。

    监管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以前对国企的管理是‘九龙治水’，分为管人、管事、管资产等若干条线，企业也没有经营指标、业绩考核和激励约束。”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各级国资委的成立，初步实现了出资人职能的一体化和集中化。
    各级国资委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委托代理关系和激励约束、责任追究等机制，推动国有产权透明管理、进场交易，强化审计和外部监督，改革经营者选任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但王勇坦陈，国有资产管理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干预有增加的趋势；经营性国有资产还没有实现集中统一监管，资源配置分散，经营效率低下；出资人职责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分离还不到位；收入分配管理、资本经营预算、境外资产监管等方面的制度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职责上看，一些地方国资委出资人三项主要职责不统一、不到位现象仍然比较突出，面上监管职责非常薄弱；个别地市国资委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企业改制、处理信访上，国有资产监管职责没有得到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说。

    各种社会负担依然沉重

    “中央企业还有医院、学校和管理的社区等办社会职能机构８０００多个，对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几百亿元；中央企业现有离退休人员５２３．６万人，还有困难职工等１００多万人，企业为此需要承担大量管理和其他负担；厂办大集体改革难度加大，解决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问题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在报告中，王勇以央企为重点，指出了当前国企承担的沉重社会负担。
    “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剥离了大部分企业的社会职能，但各种长期积累的离退休人员管理、困难群体帮扶等负担还是很重的。”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国企就难以‘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若为企业卸掉这些‘包袱’，又需要支付非常大的改革成本，拖得越久改革成本还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