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上表示，四季度将会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酝酿已久的时间表现在终于浮出了水面，收入分配改革面对的难题到底会有哪些？收入分配的蛋糕如何才能够分好？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和特邀评论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著名财经评论员刘戈共同评论。
千呼万唤，万众瞩目。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间表定在四季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阻力到底在哪里？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如何才能分好？
群众：芹菜怎么卖的？
卖芹菜的：一块六（一斤）。
群众：人家都卖一块五。
正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人叫咸成建，几年前他和妻子孟金凤因为所在企业倒闭，先后下岗。现在算上夫妻俩的失业保险金和打零工挣的钱，全家每月收入只有两千多块钱。
孟金凤（枣庄市市民）：（肉蛋）太贵的（时候）都不太敢买了。就是平时买点给小孩吃。
孟金凤说，17岁的儿子挺懂事，学习成绩也不错，这让他们两口子略感安慰，但是转眼明年就要高考了，学费又将成为家里一笔大开销，为此他们早早就省吃俭用，想办法挣钱攒钱。
其实在低收入人群中，一些老人的收入状况也不容乐观。
记者：您目前的退休的收入有多少？
上海老人：两千多块钱。
记者：那收入包括哪些部分？
上海老人：我们没什么收入，就是退休工资，根据工龄来拿的。两千六差不多。
记者：如果有钱的话，你最想做什么？
上海老人：有钱的话，有什么钱啊？我自己生病还要看病，哪里还有钱啊。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去年我国公布财政收入增长24.8%，增幅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6倍，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的1.39倍，居民收入增幅降低，必然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目前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居民系数已经逼近0.5的警戒线，从社会阶层来看，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收入的65倍。报告中直指，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五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十一五"期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五年内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上涨37.7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其中2007年，高管年薪平均递增速度达到57.19%，而与此相应的是上市公司员工工资上涨不大，十年内只涨了三万元。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全国工会2010年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五年内从未涨过工资，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这个差距在1979年仅为1.18倍。
10月17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第四季度将会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酝酿八年之久的收入改革方案终于有了新进展。
郑新立：收入差距的拉大带来了社会的不公 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收入分配差距，包括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局部拉大的趋势。怎么能够通过制订一个调节收入分配的完善的政策和法律，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的比例，适当的控制高收入的收入数额？所有的收入能够实现透明？简单的来说，就是提低、扩中、控高、透明这八字方针来调节收入分配的结构，使我们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提高他们对商品购买的支付能力，从而扩大消费。
收入分配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光是带来社会的不公，更重要是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我们说过去计划经济宏观调控面临主要的问题是需求膨胀，市场经济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当前我们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就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我们中低收入者支付能力受到了限制，我们工业化生产了大量的产品放到那里，老百姓没有钱去购买，所以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生产能力过剩这个规律的认识还不深刻，对策还不够有效。现在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来增加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能力，来解决我们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刘戈：我们没有完成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实现目标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现在的收入之间的差距，为什么会变大？十六大提出来"建设小康社会"，国家统计局整理了六大项、二十三项指标，这些指标如果实现了，我们就实现小康社会了。现在十年快过去了，经济指标完成的非常好，我们的人均GDP当时订的目标是达到三千美元，我们就进入小康，现在已经四千多美元了。但是两项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城乡差距，一个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从2000年的2.16比1变成了3.13比1，又增长了。作为一个贫富差距的重要衡量指标，经济系数十年前是0.413。现在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数据，但是包括社科院，世界银行等等的各种判断的，说可能现在已经接近0.5，这其实已经是一个警戒线了。这两个数据充分说明了，现在我们经济总体的指标很好，上升了，但是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的指标里面的那些贫富差距相关的指标的画面，现在没有达到当初我们努力的目标。
郑新立：提高农民的收入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提低"，首先要增加收入分配比较低的行业的职工的收入，比如要建立一个公司的集体协商制度，国家的人事部门、工资部门要定期的公布行业的人工成本信息，作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时候的一个参考。另外，对有些低收入的行业，国家要实行结构性的减税让利，那么政府对企业减税，企业对职工让利，来增加这些行业的职工收入。再者，还有农民的收入，我们要采取特殊的办法来解决。
"扩中"就是通过增加职工的收入，使中等收入家庭的比重有一个较快的提高。我曾经做一个测算，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大概到2020年，我们家庭年收入6万到20万元的是中等收入家庭的一个标准，那么可以达到50%以上。我们现在要尽快使中等收入家庭的规模扩大，比重能够提高，扩大这个比重。
"控高"就是适当的控制高收入的家庭，高收入的行业通过行业的税收条件和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使这些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能够社会平均化，这样可以降低垄断行业的高收入。
另外，就是通过扩大就业来增加广大职工的收入，还有，对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可以通过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来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支持的力度。对个人之间，主要是通过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税来分配。通过这个办法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的问题。
现在最重要仍然居住在农村的6亿多人和两亿八千万农业劳动力，他们的收入差距跟城市的收入差距增幅是3.2比1，那么这6亿多人的收入怎么能够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是我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这六亿多人收入上不去，他们的消费水平上不去，那么我们要扩大消费、扩大内虚也就很难实现。那么这些人怎么增加收入？通过农业现代化实现土地的器械化，规模化经营。通过器械化耕作，劳动力可以由现在只能种六亩四分地种到几百亩地、几千亩地，劳动生产力大大的提高了。这样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可以转移出来到城里面打工，现在城市里面一个农民工一个月两千多到三千块钱的工资，如果两口子出来打工，一个月可以挣到六千块钱，一年可以挣到六万多，加上土地转包的收入，一个家庭可以挣到七万块钱，这样就进入中等的家庭了。所以关键要加强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要引入社会资金，因为农业现在需要大量的投入，靠政府财政收入不行，财政只能起到一个诱导的作用，光靠农民自身的积累也不行，只能是通过制订一个政策，引入社会资金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刘戈："控高"和"透明"遇到的阻力是不言而喻的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其实在这"八字"方针里面，提低这一点这几年已经做的很好，整个社会保障附带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的提高。但是控高和透明这两点做起来有点难，因为它遇到的阻力是不言而喻的。还有扩中这一条，从现在来说，他有着手的条件，怎么扩中？中从哪来？就是凹进去这一部分怎么让它起来？
如果我们去计算一下城市居民的结构，可能我们已经接近于一个橄榄型社会，把农民工和农民加进来以后，我们这个结构像一个埃菲尔铁塔，那怎么办？那么现成的这两亿农民工能不能大部分有可能进入到中等收入的阶层？按照很多其他国家的发展阶段来看，包括美国，在50年代的时候，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全部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汽车进入到制造汽车的工人家庭里。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繁荣和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才真正的建立起来。现在来讲，农民工进入到城市里面打工很久，但是得不到城市的户口，其他的社会保障有很多的欠缺。前段时间，我去成都采访，一位农民工在广东打工了10多年，但他没有把那个地方当成他的家，他也不敢消费，他一直在存钱。现在他回到老家，拿到城市户口，他的心才踏实下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大胆的消费者。在这个时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够有保障。
苏海南：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主要是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具体一点讲，比如在大的分配关系中，我们要对现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的关系，理想上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简言之就是在三者关系分配过程中，更多一些的增加居民分得的份额。其中说到财政收入先多收，如果取之与民，全部用之于民，或者是绝大部分用之于民生建设，那最后的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肯定是合理的。其次就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中，怎么来处理好，企业或者用人单位跟资方跟劳动的关系。如果政府对企业征收的税收，相对是跟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用人单位的承受能力是相适应的，让资本劳动分得的份额更多一些向劳动倾斜。再者是二次分配，二次分配通过税收等，获得的这些财政收入，拿出更多一些的份额用于民生，用于社会保障。要让它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一个逐渐提高的趋势。
刘戈：收入分配方案关键是透明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觉得"透明"非常的重要，这个透明从两层意义来理解，一方面指我们的收入的来源要透明，这个透明了之后，我们在制订收入分配方案的时候，才能有的放矢。一方面，我们现在在制订收入分配方案改革的时候也要透明，也应该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声音，他们的诉求通过什么管道能够反映到这个方案上面？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郑新立：最重要的是做到机会的公平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机会的公平，通过机会的公平来实现收入大体的循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