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对中国和非洲关注了近三十年，我想自己在这一领域比较有发言权，”美国知名中非问题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说。
　　结束了今夏在中国和非洲的访问，布罗蒂加姆正式出任位于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国际发展项目主任。
　　随着中国经济力量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在海外的发展也日益引发外界关注和解读。自2006年起，布罗蒂加姆明显感到，自己研究长达三十年的“冷门”逐渐热了起来，越来越多人想知道“中国在非洲做什么？”
    布罗蒂加姆英文原著《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出版两年来，以扎实研究和细腻笔触呈现出与西方媒体惯常报道迥异的故事脉络，引起不少英语读者浓厚兴趣。该书中文版近日已在国内出版，布罗蒂加姆对中国读者的反应颇为期待。

　　“中国在非洲到底做什么？”我研究了近30年，最有发言权

　　《经济参考报》：作为一位美国学者，您是如何对中国与非洲关系产生兴趣的？

　　布罗蒂加姆：上世纪80年代，我的研究专业是外交政策、经济和国际发展。当时，我设想自己未来或许会进美国国务院做外交官，或者到世界银行，或者在学术界发展。一方面，我对非洲大陆深深着迷，读了大量有关非洲的书籍，非洲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尤其吸引我的注意；另一方面，我早在80年代初就曾到香港、台湾学习中文，并经由香港到中国内地访问和旅游。于是我就想，为什么不把两个兴趣点结合起来，研究一下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发展。

　　《经济参考报》：您的研究起初落脚点在哪里？当时学术界及外界有什么反响？

　　布罗蒂加姆：1983年我首度前往非洲调研，主要在三个西非国家展开了一年半的密集研究，走访了很多人员和项目，主要落脚点还是中国当时如何发展在非洲的援建项目以及其结果。事实上，中国自上世纪60年代就加大了在非洲的参与度，毫无疑问，非洲国家的投票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直到1998年，我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中国援助与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但说实话，当时读者寥寥，没人关心这个话题。随后，我继续自己的兴趣和研究，也陆续出版其他课题研究的著作，但直到2006年事情开始有了变化。很多人陆续打电话给我，“中国在非洲到底做什么？你在这个领域最有发言权，帮我们解释一下？”我希望通过一本书给大众一个更及时、更真实的答案，于是立足于此前20余年连贯研究，自2007年至2009年再度前往非洲12个国家展开密集调研。我做了上百个采访，从中国使馆官员、大企业员工、小生意老板、援非医生到单纯的旅游者，还有不同国家的非洲人。
　　中国正有大批小型企业不怕艰难来到非洲

　　《经济参考报》：在这轮最新的密集采访和研究中，您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

　　布罗蒂加姆：一路采访下来，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些中国人对非洲所展现出的浓厚兴趣。其中，依然还有人带着如你所说的，那种上一代中国人的“第三世界兄弟情谊”来到非洲，想要对当地人伸出援手。比如，有人告诉我，“你看这里发展程度让我想起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我们得帮帮他们”。但其他人的想法可能很有个性色彩。有人带着冒险精神和勤奋致富的信念来寻找机遇。我还和不少中国的年轻人聊过。记得一位在尼日利亚为技术人员担任翻译的年轻人告诉我，“我就是想来看看非洲大陆，我想要多走走多看看。我的父母也为我担心，但尊重我的选择。”

　　《经济参考报》：您的意思是，在对非洲浓厚兴趣的基础上，这么多各不相同的个体故事无法用刻板印象来归纳？

　　布罗蒂加姆：非洲有54个国家，不同国家发展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这里发展并不容易。但就在那些尤其困难的地区，比如塞拉利昂这样脱离内战不久的国家，依然可以遇到抱着希望在那里发展的中国人。一位中国女士给我讲她的故事，她本人是广东省的一名英语教师，随后跳槽到香港矿物公司并随之到塞拉利昂工作。战事发生后，香港公司立即撤走了。这位女士也回到广东，但她随后凑齐一个集装箱的物资重返塞拉利昂，用这些物资开店售卖，然后就是一个又一个集装箱陆续到来。后来她在这里遇到自己的爱人，除了战事最紧时随爱人在英国待了两年，基本上当地严峻的安全形势没有阻挡住她回去的脚步。我遇到她时，她已在当地开办了一片名叫“唐人街”的综合设施，拥有高端路线和平民路线的中国餐馆各一家，还有一家酒铺、一家面包店、一家美发店，一家旅馆。别忘了，那里毕竟还是一个远离战事并不久的地区，但她相信有挑战的地方也蕴藏着机遇。这些个体故事的背后，展现出中国正有大批小型企业不怕艰难来到非洲。有些因为提高了质量而受到欢迎，有些也因为带来竞争而引发利益冲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中国制造”挤垮“非洲制造”

　　《经济参考报》：这样为数庞大的个体故事其实相对而言并未为人所知。一提到中国人在非洲，西方媒体报道和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一些刻板印象。您怎么看这些印象？

　　布罗蒂加姆：这也是我撰写《龙的礼物》这本书的一个原因，看看中国今天到底在非洲做什么，验证一下这些“常见答案”到底可信与否。别忘记，中国在非洲有其整个历史存在，是一步步走到今天，不能分割来看。我在这个课题上研究了近三十年，应该比较有发言权，可以通过大量事实来描绘一个比较完整的画面。

　　《经济参考报》：那我们一个个来看这些常见的“中国形象”，比如所谓的中国是非洲“新殖民者”的论调，您如何看待？

　　布罗蒂加姆：我不这么认为。听到这个问题，非洲人告诉我，“我们了解殖民者是什么样子。这问题恐怕是在侮辱智商。”殖民者来到非洲，使用的是武力手段，实施政治控制，甚至要压抑当地发展，以防范日后受到挑战，但中国在非洲的做法显然不是殖民者。整体来说，非洲现在也正处于转型的路口，需要为此付出努力、推动转型的实现。在现有阶段，我们不可能反过来要求中国向非洲输出原材料、从非洲进口加工产品。

　　《经济参考报》：有人总在说，中国来非洲只为了掠夺资源？

　　布罗蒂加姆：非洲所获取的大部分外国投资和贸易迄今仍集中于自然资源领域，这在其与欧洲和美国等对外关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美非关系无疑就与自然资源息息相关，但没人会因此说美国在非洲发展只为抢夺资源，因为诉求总是多样化、多层面的。中国作为一个地位和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大国，外交在其对非关系诉求中至关重要，简而言之，中国更重视在非洲大陆“交朋友”，更在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联合国这样一个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非洲的朋友。

　　《经济参考报》：刻板印象认为，“中国制造”挤垮“非洲制造”？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今年刚刚建成的一些主干道，因由中国公司承建，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中国路。记者 丁海涛 摄

　　布罗蒂加姆：这个话题绝对不能一概而论，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也有不同故事。在部分国家，比如在纺织业这类入门级别的工业领域，当地业界一直缺少新技术、新机器，缺乏有效再投资及产业升级，因此欠缺竞争力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一些中国企业的到来自然对他们构成压力，但这同时也是全球化大潮之下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并非中国人到非洲后才显现。而在不少国家，在一些制造业领域，非洲企业实力正日益提高，也对中国等国同行构成不小竞争力。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刺激措施或补助计划，吸引他们到非洲投资制造业和雇佣当地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参与是中国在非洲发展的重点内容，这些“砍柴功”对非洲制造业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整体而言，非洲制造业过去6至8年间增速不断提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中国制造”挤垮“非洲制造”。
　　“让我们做生意吧”“我们是合作伙伴”中国在非洲是以双赢为目标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对非洲国家有借鉴意义吗？

　　布罗蒂加姆：非洲国家发展程度差异显著，我相信其中一些国家完全有机会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中获取宝贵经验，而且相信中国也欢迎非洲人来实地学习和索取“中国模式”经验。中国对自己的整体发展步骤更重视，你们有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但整体来说非洲国家的计划性不强。原因之一还是在于非洲国家对外援的依赖性较强，部分国家甚至比较放弃自主规划，一切都仰赖资助者帮忙计划。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这是其现有发展路径，但也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一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重要的产业转型，就在低端制造业等领域为其他国家及地区制造业“腾”出重要的发展机会。相信在今后三十年间，部分非洲国家有能力抓住这些机遇。别忘了，中国也不是一改革开放就立即成为制造业大国。

　　《经济参考报》：您去中国访问的机会很多，和改革开放之初第一次见到的中国差别大吗？

　　布罗蒂加姆：当然。举个例子，那是1980年，我第一次从香港进入广东，北上到中国内地旅游，途中路过了一片乡野风貌的土地，至今仍记得那是一片野林子的影子，其他几乎什么也没有，而那片土地就是今天的深圳，30年来已天壤之别。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这样一个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发展理念与欧美国家有什么不同吗？

　　布罗蒂加姆：的确存在鲜明的差异。从理念上，欧美国家一直以来仍倾向于将非洲国家视为“有问题的地方”，双方关系偏重于单一的援助和慈善形式，也包括以“民主”等条件换援助，其思维是“我们来了，我们要帮助你，但你要先完成这些条件”。
　　所以，当中国人来到非洲说“让我们做生意吧”“我们是合作伙伴”的时候，的确给人的感觉很不同。凭借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中国更倾向于认为，单纯援助不能带来长期发展，可谓治标不治本，所以更乐于以双赢为目标、以平等合作伙伴的姿态面对非洲国家，展开了援助、投资和贸易等多途径的实践。中国人的思路是，双赢可以实现，双赢才能真正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才看到中国在非洲援助和投资越来越多。不少非洲人挺喜欢这种平等的交往模式。另外，中国式的成功模式也为一直较为依赖援助的非洲国家提供了更多反思。

　　《经济参考报》：整体来说，您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如何？

　　布罗蒂加姆：事实上，包括由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和非洲媒体所做的民调也显示，非洲人对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整体印象一样，都还是比较积极的。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不同国家在非洲的援助和发展是一个怎样的局面？能否存在多赢的可能性？

　　布罗蒂加姆：我认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上升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影响力不得不下降，各种新旧力量在非洲发展问题上不必展开“零和游戏”，也因此不必对中国在非洲的发展持刻板印象和过度戒心。
　　事实上，我写《龙的礼物》这本书另一主要目的就是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更全面的中非关系实景，在正确基础上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和合作模式。我也经常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保持沟通，试图展现给他们一个刻板印象之外的真实画面，唯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切入和参与。
　　中非合作还有发展空间但也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参考报》：您如何看中国在非洲发展的未来？

　　布罗蒂加姆：整体而言，中国正在加快走出去，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的身影，而中国对非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比重仍很小，这意味着中非合作还有巨大发展空间。同时，随着合作规模及形式日益扩容，中国人的非洲发展路径也面临巨大挑战。在不同层面有着不同故事。比如，越来越多的中国小企业到非洲发展，在某些地区已遭到当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强力阻挡。
　　此外，我认为非洲国家政府若在移民方面设置障碍也是很短视的行为。应该看到，不少华人来到非洲，建立自己的家庭，供养自己的后代，并成为当地社会负责任、较为成功的公民，对当地社会是好事。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可以在加大透明度上发挥更多作用，比如鼓励在非洲发展的中国企业在商业运作和投资项目方面更加透明化。从中国企业的角度，我认为劳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意识到，不能将在中国的企业文化和对待员工的方式直接移植到非洲国家，有损于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关系，已经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案例发生。特别是发生在私营企业时，中国政府难以控制。

　　《经济参考报》：您的研究近来还有哪些新的动作或计划？

　　布罗蒂加姆：自《龙的礼物》出版后，我也开启了一个英文博客，用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也链接了很多有关中非关系的媒体报道及研究成果，并与网友展开讨论，而这个博客的标题就是“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比如，现在我正在做有关中国在非洲农业方面发展的研究。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在非洲抢占了大片土地用来种粮食、发展农业。而我在研究中发现，真实比例依然非常、非常小。只有在赞比亚略高一些，因为不少中国人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到当地，在那里融入得很好，过得很舒服，但即便如此，他们所购买的农场面积也不大。在其他一些国家，甚至还有政府官员在接受访问时反过来咨询我，为什么当地有来自印度的10个买家，却不见中国人？我还会继续撰写论文，或者出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