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Carlos D.Ramirez等中外专家学者参加了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并分别就中国经济及经济结构调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结构调整迹象，但未来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不过，与会者普遍认为，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即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存在的经济问题就会在上升通道中得到解决。 
　　林毅夫首先就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关键时期，“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话，社会上存在的经济问题可能会集中爆发”。中国经济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林毅夫说：“收入分配问题不断恶化，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市场化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尤其是最近一年半的时间以来，每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断下滑。很多人担心中国已经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时期，过去的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不能持续。”
　　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的双轨制比较成功，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认为，目前经济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是因为推行双轨制后的改革不到位所致。“双轨制的时候保留下来不少扭曲的关系。这些扭曲主要是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第二是资源价格非常低；第三，很多部门是垄断的，像电信、交通。因此，这种情况就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业和富人集中，收入分配越来越差。”
　　在谈到中国如何进一步发展经济的问题时，林毅夫提出了两方面建议。“一方面要深化改革，双轨制向市场单轨过度。另一方面，就是发挥政府积极的因势利导作用。”林毅夫表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就等于自废武功，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Carlos D.Ramirez则就经济发展中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不存在腐败问题的，要实现零腐败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这基本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提出，腐败是会随着国家的发展经历一个生命周期。“如果纵轴上是腐败程度，横轴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个腐败生命周期就像一个钟型曲线。在发展早期，腐败会逐渐恶化，到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以后，这个曲线会下降。也就是伴随着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富裕，腐败的曲线会下降。”
　　“美国在当年比中国差得多，就是美国的腐败情况比中国高出5到7倍。虽然现在中国的腐败情况比较突出，但与美国相同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腐败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我认为中国的腐败程度是被外界高估的，美国媒体是会妖魔化中国的。哪怕是一些谣言，在美国都会得到持续关注。”Carlos D.Ramirez说，他通过把中国的腐败情况和美国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中国和美国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时候，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美国， “实际上时间序列还告诉我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就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也就收入分配问题作出了论述，不过他是从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个部门的角度来看经济结构的调整。他指出，为了优化经济结构，必须从调整这三个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来着手。
　　谈及再分配的过程，白重恩认为，最主要的方面是社会保障，而非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对员工的负担和企业的负担是非常重的，五险一金加起来是工资水平的40%左右。其实对企业的负担就是对居民的负担，如果没有这个负担，工资收入会增加更快。”
　　他同时澄清，自己并没有讲过中国的社保缴费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其实我说的是‘之一’。”而对于延迟退休的问题，他表示，为了得到大家都同意的方案，应该一方面降低缴费率；另一方面是利用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如果这样，老百姓对延长退休年龄的支持度可能会提高。”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已经有所进展，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开始改善。不过，他质疑国家统计局在居民消费的统计上面存在系统性误差。“样本的挑选恐怕有一定问题。挑选的3万多家庭，在我们看来可能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家庭。因为你要求每个家庭事无巨细，要把自己家庭几年来的每一笔账记下来，每年只给这些家庭几百块钱的补助。我们认为中高收入家庭不愿意干这个事情。”
　　最后，他提出三点研究结果：第一，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结构调整迹象和趋势。第二，核心证据是居民真正的消费量，它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上升。第三，2007年开始的居民消费上涨不能归咎于短期政策的发力，主要还是由于使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渐结束的市场机制，这一系列的结果都带来了消费上涨。
　　李稻葵最后提出，在未来若干年，消费还不能完全起到稳定增长、拉动增长的作用，未来三到五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可能还比较艰巨。“所以未来若干年，外部的市场以及国内比较谨慎的基础性建设的投资拉动的作用还不能忽视。”他呼吁：“这个过程是市场的过程，还应该呵护它，还应该保护它。”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的时间内，旧的增长机制逐步退出，包括出口和房地产；而新的增长机制，包括消费，还不能起到拉动作用。因此，未来三到五年，改革并不是要停顿。相反，必须加快制度方面的改革，让经济增长能够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制度基础。只有这样，在未来十年的后半部分，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才能真正立起来，中国经济才能步入良性的增长循环。”李稻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