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如今30年过去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他们的父母正在走进老年人的行列。由4个老人、1个孩子、一对夫妇构成的“421”家庭日益增多，沉重的养老压力也有增无减地压在了独生子女的身上。独生子女养老的巨大压力具体表现有哪些？“421”家庭面临的养老难题该如何破解？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王小丫和著名财经评论员霍德明、张鸿共同评论。
进入而立之年的独生子女，如今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面临的赡养老人的压力究竟有多大？
曾经在网络上，一片篇题为《独生子女沉重未来》的帖子，说出了许多80的心声，而被广泛转载。我是个独生子，我曾有过世界上最幸福，最甜蜜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但有一天，我终于长大承认，我才意识到，过去所有的幸福只是预支的消费，当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人照顾我一个，以后我一个人照顾四个，甚至更多，我们曾是最受苦的孩子，也将是最受苦的大人，等我们人到中年，将成为世界上活得最累的人。尽管不少80后的父母身体健康，上岗工作，但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即将到来的现实，越来越多的独一代，开始担忧父母的养老问题。
北京市民：在一些大城市生活的话，还要买房买车什么东西，如果老人生病，这压力确实比较大。
北市市民：像这个所谓“独生子”的话，既要供养家里，又要供养老人，还要供养家人，再说稍微工资稍微低点儿，属于低阶层收入者，那肯定费劲了，只能说自个儿多加努力呗。
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将近有一亿独生子女，《中国青年报》报道独生子女赡养父母调查显示，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要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37.7%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人放心。
霍德明：双独家庭负担重压力大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知道有这么两个双独，上面四个老人都在北京，老人年纪都已经过了60岁了。我给你算一下账，老夫妇在北京起码一个月三千块钱，两个月就是六千块钱，年轻夫妇的房子月供大概是两千、三千块钱，那个小孩子上幼儿园也是三千块钱，一下就去了一万二千块钱。这就是我们讲的蜡烛，两头在那边烧。
张鸿：双独家庭面临四世同堂的压力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其实这是四世同堂的压力，改革开放30年，那些刚出生的独生子女现在是而立之年，他的父辈就是刚刚退休的60多岁，一般来说，他们父辈的父辈也还在，所以除了“421”，可能比他压力更大的是8421，或者6421。过去我们说，四世同堂挺幸福的，都是福气，老年人之间也能互相照料一下。霍老师说的例子还是好的，他起码能从老家把父母接到北京来租个房子，还能交的起租金，可是如果你的父母在另外一个城市，另一方的父母在另外一个城市，那就麻烦大了，这个成本就大了。在养老的语境下，我们谈这个问题，那他就得来回奔波，如果双方的父母一生病，加上孩子还很小，也需要照料，这对年轻人就会忙的不亦乐乎。但是如果还是跨省，那你就得天天请假。
霍德明：国家政策应该向“421”倾斜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有数据显示，双独的夫妻大概占15%，一方是独生子女大概占35%到40%，而这些人除了要养小以外，这老的一旦生病起来，要是处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怎么办？他自己的工作怎么兼顾？如果把父母都接到自己工作城市来，肯定城市里的生活成本也比较高。这是由于国家的政策造成了今天的这个情况，今天还是得想办法做一些过渡，因为现在双独子女可以多生一个子女，所以将来他们长大以后，大家就会多一点兄弟姐妹，帮他们一起负担。但是从现在到未来，大概有十年的时间，是特别紧的时间，如果国家政策没有在这个节骨眼上帮一把的话，那么“421”中间的这个2很难撑下去。
张鸿：要让在外工作的子女能更好的尽到赡养义务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421”家庭如何为老年人养老？它其实不是单独的养老的话题，这里面有制度上安排的问题。我身边有朋友说，他本来想把父母接到北京来，或者接到他工作的城市去，但是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包括领退休金等等，都需要核实，甚至每年要回到当地证实自己还活着，相关的制度让你觉得把老年人接到这个城市来，成本会很高。还有，相关产业的服务没有跟上，如果我在这个城市工作，我父母在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在农村遇到了一些困难，我能及时地在这个产业链里，找到相关的服务方，能让我即便请不到假，也可以让父母得到相当好的安置。当然钱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很多时候，你可以用钱来购买一些服务。还有比如年假制度，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推开，很多基层的，包括民营企业等，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年假制度。比如说农民工，在农村的父母病了，他在一个饭馆里请假就走了，回来他工作就没了，所以相关的配套的一些福利保障，都是使我们这些在外的人员能够为父母，能够为老人尽一些赡养的义务。
处于而立之年的独生子女进入赡养老人的关键时期，如何从长计议，减轻他们的压力？
霍德明：要有特殊的政策来缓解“421”家庭的压力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现在对30岁的独生子女，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应该对双独子女的父母亲有些特殊政策。现在双独，已经可以再生一个，对不对，为什么不在往上这个窗子，再多开一扇？双独子女的父母如果在原籍的城市，那个地方的敬老院，应该让他们优先，甚至可以说最好能诸税减免，甚至免费让你去住一段时间。
现在计生政策执行已经30年了，现在开始起算，10年以内是“421”，这个2是最艰苦的时候，如果我们替他想好下一代的话，那让上一代也要替他想一想，更何况还有病痛，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避免的。人年纪越大，需要子女照顾的需求更强，所以我觉得，现在阶段政策的注入是更重要的。要有特殊的政策来缓解“421”家庭里2的压力，他们是中间的夹心层。
张鸿：必须得提前规划好的未来自己的养老生活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做了这么长时间养老，我越来越觉得养老其实是个规划，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中远期的规划，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那现在夹心层面临巨大的压力，那未来怎么办？我们应该像很多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学习，他们把后边的这几十年当作人生规划的一部分来来规划的，比如一个人有80岁寿命，60岁到80岁之间退休了，我干什么都是提前规划好的。退休以后，我开始干我想做的事情，只要身体允许我就去做，这就是不依赖于子女的幸福。但我们有传统观念，我们的上一辈会把自己的幸福感更多的依托于是不是和子女在一起，是不是有孙子可带，他失去了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意识到，未来所谓的四世同堂，已经不大可能了。我们必须得适应没有四世同堂，甚至没有两世同堂，如果就是你两个人，你怎么应对未来老了以后，这几十年的生活？这个生活必须得是提前规划好的。
霍德明：中国家庭的观念要改变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其实所有事情都是观念问题，我年轻的时候住在国外，和中国真是不一样，子女在20岁以后，独立成人了，甚至会搬到其他州去，一辈子就打几个电话，时常回来看看，国外的观念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中国人的观念，我们时常讲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现在一个城市里面，你能够住在一起，不要说房子一百平米了，你能做到三世同堂吗？所以我觉得观念要改变，父母亲不要让子女有太大的压力，但是子女肯定要想办法尽量在父母的晚年，让他能够受到黄金般的待遇。
张鸿：我们在政策上要做一些微调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从个体来讲，我们要时刻规划好；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要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在政策上要做一些微调。比如说人口应该做一些微调，因为现在我们老龄化如此严峻，必须得从长计议，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我们说五十年、一百年一个时间段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