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经济学家张维迎仍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面对公众,他从不畏惧抛出自己最尖锐的观点:从“中国经济发展靠柳传志,不靠周小川”到“市场制度最道德”,等等,他的每一次发声总能引发公众对于经济改革的一轮新探讨。
他从不畏惧被推至风口浪尖,也愿意与意见不同者辩论;作为央视财经频道专家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他一次次公开表达自己对中国改革的见解。
对于中国的改革,张维迎有着自己的见解。2010年7月,张维迎出版了《市场的逻辑》一书,提出了两个概念:“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
“强盗逻辑”,是通过使别人变得不幸福,而让自己变得幸福;“市场逻辑”,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强盗逻辑是分配财富,不增加总量,甚至减少总财富,但是改变分配格局的发展方式;而市场逻辑是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它使得蛋糕变得越来越大。
张维迎认为,人类历史上,“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同时在起作用,有时“市场逻辑”更强一点,有时“强盗逻辑”更强一点。比如现在,美国人在自己国内使用的基本是“市场逻辑”,在国际上则经常用“强盗逻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走向‘市场逻辑’,但仍然有好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好多仍然是‘强盗逻辑’。”张维迎说。
今年7月,张维迎出版了新著《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书中继续对中国如何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表达了他对未来改革道路的担心和忧虑。
8月14日,就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和未来改革的方向,《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
金融市场不应控制太严
《中国经周刊》:对于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您认为应该着重于哪个方面?
张维迎: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我认为重要的有两点:一个是理念的变化,从包产到户,到地方财政包干等,几乎每一个变革都是理念、观念的变革。第二个是领导力,因为这种观念的变化是对传统既得利益的对抗,需要很强的领导力。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等都有很强的领导力,把这些理念变成社会接受的行动、政府的政策,最后到法制化。当然,改革要成功推进,不仅依赖于领导人的理念,也依赖于普通大众的理念。
对于经济改革我们做了很多,包括价格改革等,目前有几个重要的方面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一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要继续。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说到底,就是要留给民间力量更大的舞台,减少不平等的竞争,减少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的股权也应该更加多元化,降低国家持股的比例,这一点非常重要。
另外像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来讲,中国的金融体制还是政府控制太严,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特别是允许民间企业进入金融领域,开办商业银行,其他的金融公司也应该纳入下一步改革范畴。我们国家的产品市场是放开的,但是要素市场还是控制得过于严格,而要素市场中,金融又是控制得最严格的。金融市场应该要放开并好好去做。
国企改革要有决心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张维迎:主要是理念问题,如果下决心去干就能干成。现在的国企改革,比起一二十年前的改革,从技术上讲是容易多了,但如果不下决心去做,那么还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大的伤害。
现在很多大的国有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等都是上市公司,或者主体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就有股份,怎么去转化股份,怎么使国有企业赚的钱上交给国家财政,怎么使国有企业不要越过自己的边界,解决国有企业靠它的优势资源和资金乱投资,比如去房地产等各种领域乱投资的问题。
不能让国有企业欺负民营企业,损害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有些地方对民营企业以不公平的支付价格实施强制的收购,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损害非常大,会让民营企业家失去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失去对体制的信心。在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速降低的前提下,如何使中国经济有好的前途,我觉得完全依赖于民间的力量能不能发挥出来,依赖于市场的力量能不能发挥出来。
民营企业不要“自废武功”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说过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赚钱越来越不容易。您认为,现阶段民营企业该如何突围?
张维迎: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是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生存和壮大的,市场竞争力是其立身之本、发展之源,因此要继续努力,尤其要防止自身既得利益化而“自废武功”。政府有很多资源,如果给民营企业一些诱惑,他们因此不肯真正地求上进,那是非常可悲的。当然,民营企业提高自身素质非常重要。作为真正的企业家,提高企业素质很简单,就是始终盯着一点:使消费者高兴,使消费者更幸福,给消费者创造价值。
《中国经济周刊》:中小企业融资难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您认为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尝试,能否缓解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
张维迎:改革需要很多政策,原来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要废除,另外要有真的精神。改革不是写几个文字,出几篇文章就可以的,改革应该是从上到下的一种精神。80年代的好多改革都是在没有文字的时候,有精神就往前走。现在我觉得仍然是一样的。
另外要有产权制度保护,不能让我们好多企业家失去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失去对体制的信心,成天想着移民。企业家的很多决策都与未来预期相关,如果他们不看好未来,就不会投资,也很少能够拿出真正的精力去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市场。
法制社会的核心是政府守法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的新作中多次提到未来建立法制社会的重要性,您认为法制社会建立的基础和关键是什么?
张维迎:建立法制社会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政府必须守法,法制社会的核心是政府不能超越法律,如果政府不守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社会。要使政府守法,就要有制度性的约束。其实好多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强大,没有改革理念和它抗衡。建立法制社会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也不是有个法律就是法制社会,法律的作用是执行。
个性张维迎
“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
2006年3月,张维迎在媒体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其中“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一语,让张维迎饱受指责,有人斥之为“人民公敌”,为既得利益者说话。张维迎回应称,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不改革,得益最大的是领导干部,也可以说,改革的最大阻力一定来自领导干部。”
“中国30年超美”
2009年9月,张维迎公开演讲时称,“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仍可保持高速增长。未来30年甚至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该言论引发民众热烈讨论。
卸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2010年12月,51岁的张维迎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此事引发广泛关注,有人称,张维迎卸任是受累于之前那些备受争议的言论。张维迎回应说:“在目前的体制下,当官和做事完全是两码事……真正重要的是究竟做了什么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愿无愧我心。”
“中国经济发展靠柳传志,而不是周小川。”
2012年1月,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新春团拜会上,张维迎表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未来的转轨,是要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周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