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以来，广东、宁波、南京、长沙、贵州、重庆、天津等地方政府纷纷抛出促进投资和增长的计划。据初步统计，在过去的50天里，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的总资金需求大概在7万亿元左右。
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业界人士均表示，新一轮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潮已经来临，接踵而至的是更多重磅投资计划将出台。
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对此表示担忧，8月23日他对本报记者指出，这么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实施起来，首先会遇到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经过上一次四万亿投资，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现在各地财政收入增长乏力，银行放贷如今非常谨慎，民间资本投资意愿不高，融资难题将制约投资计划的完成。
7万亿投资
最新获得的消息是，天津也加入到“7万亿”的大营。
据悉，天津市经信委日前初步确定，今后4年天津市将投入1.5万亿元重点建设10条产业链，以进一步壮大该市产业规模、调整产品结构和促进产业聚集。
经信委的相关人士表示，这10条产业链规模将从现在的1.2万亿元扩大到2016年的4万亿元，具体包括规模达万亿元的石油化工产业链和重型装备产业链以及汽车产业链、物联网云计算产业链等。
而就在此前的8月20日，重庆和广东同时推出了过万亿的投资规划。
重庆市政府发布工业领域主要产业三年振兴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建成七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3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
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决定》以及5个实施方案，总计提出177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过万亿元。
广东是这轮地方主导投资潮的始作俑者之一。7月16日，广东省实施重大建设项目向民间投资公开招标，首批共推出44项，总投资额2353亿元。紧随其后的是长沙8292亿元的重大推介项目。
此后，地方政府推出的投资计划一个比一个高，没有下过万亿的水平，这其中就包括贵州省3万亿元的《贵州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8月12日，山西省投资促进局有关人士在第四届能博会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本届能博会签约金额超万亿元。
至于投资方向，在总投资额7万亿的各地产业规划中，唱重头戏的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
在广东最开始推出的2353亿元项目中，交通和城建项目的投资额占到近六成。而贵州的3万亿投资计划，也主要用于交通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
贵州省发改委相关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贵州的投资拉动将重点确立在三大领域，投资比重最大的是以交通、水利和信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记者从长沙市发改委处获得一本《长沙市重大推介项目》编制册。记者查阅发现，这195个重大推介项目，多数都属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涉及产业和工业高新的项目仅占总投资额的17%。
据了解，195个项目分为总投资3748亿元的40个重大项目和总投资4544亿元的155个一般项目两大类，涵盖了片区建设、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以及产业建设等多个方面。
“钱”景堪忧
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要为“稳增长”推出经济刺激计划，但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财力紧张的困扰。
有媒体甚至测算发现，全国有近四成的省市级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的情况下，并未完成一半的财政收入任务，“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个在1994年以来的财政历史上的铁律已被打破。
而多年以来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形成的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也在今年税收不景气的情况下无以为继。分析人士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不少地方政府可能将不得不品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财政支出困局。
今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再加上土地收入的锐减，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出现下滑。
以长沙和贵州为例，根据统计局的数据，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十多年的财政收入。而贵州省去年全年的财政总收入133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700亿元，这将如何支持上万亿的投资？
张汉亚表示，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幅减少，搞项目用的资本金率要在30%以上。也就是说，大部分资金还要靠向银行借贷和发债来解决，但现在银行也要视项目的情况发放贷款，基础设施回款能力弱，许多银行或者怕坏账或者感觉效益比较低，都不肯贷款。
广发证券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即使融资不是问题，根据其测算，在乐观的财政收支假设下，贵州的3万亿刺激计划将导致贵州的债务余额两年内新增9000亿（1.8倍GDP）；长沙的刺激计划将导致长沙的债务余额两年内上升2500亿左右（0.5倍GDP）。
“地方政府雄心勃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首先受制于融资能力，即使融资问题得到突破，导致的地方债务问题也是惊人的，显得极不现实。”该报告称。
据了解，今年是地方政府还债的次高峰年，虽然到期债务较去年减少了30%，但仍然达到了1.84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去年部分债务采取短期贷款或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方式筹集，则今年到期债务可能达到1.9万亿元以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债务需要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