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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2009年被确定为黑龙江省首批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县之一,医改三年以来,切实减轻了老百姓的“药担子”,加上乡镇乡村一体化管理,医生定期回访、为村民体检,暖了乡镇老百姓的“心窝子”。 图为萝北县团结镇红卫村卫生所医生李明晶(右)在为一位村民进行血压测量并询问近期身体情况。记者
王凯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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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确诊的慢性病患者已经超过2.6亿人,因慢性病死亡占我国居民总死亡的构成已经上升至85%。尽管我国医疗卫生部门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积极应对,但仍然存在国民认识不足、防治网络不健全、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专家表示,我国慢性病已经呈现“井喷”状态,并且将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负担。
慢性病在我国呈现“井喷”现象
慢性病并非特指一种病,而是一组疾病。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副院长兼慢性病防治研究所所长王健松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慢性病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一组与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相关的病因复杂、病程长、危害严重、医疗费用高、多脏器损伤的疾病。在国内,主要指常见的四类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等。
慢性病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头号杀手。卫生部公布的资料显示,2008年全球有5700万人死于慢性病,占所有死亡人数的63%,预计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75%。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慢性病发病人数也快速上升,目前中国确诊的慢性病患者已超过2.6亿人,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8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慢病中心”)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慢性病已成为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其患病率及死亡率一直呈明显上升趋势。当前我国已进入慢性病的高负担期。这个阶段呈现“患病人数多、医疗成本高、患病时间长、服务需求大”的特点。
该负责人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慢性病潜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危险因素调查推算,我国超重人群超过三亿,肥胖人群超过一亿,心血管疾病患者超过两亿。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人口迅速老龄化可能使中国慢病负担增加40%。
常年研究慢性病防控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专家何权瀛认为:“慢性病在我国已经呈现出‘井喷’现象,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提高、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慢性病的高发,我们需要积极采取措施。”
慢性病对经济造成严重负担
慢性病已经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卫生部数据显示,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中国所有疾病负担中所占比重约为69%,已远远超过传染病和其他伤害所造成的疾病负担。
因为慢性病长病程及对机体的损害,首先影响整个社会的劳动能力。据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因慢性病全国劳动力休工36亿天/年(占65%);因慢性病劳动力人口长期失能37亿天/年(占75%);预计到2020年将有85%的死亡归因于慢性病,而70%左右的高血压、糖尿病、超重肥胖、血脂异常也将会发生在劳动力人口中。
慢性病对居民个人也带来的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慢病中心向《经济参考报》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76.9元。罹患常见慢性病住院一次,城镇居民至少花费人均收入的一半,农村居民至少花费人均收入的1.3倍。心梗冠脉搭桥的住院花费最高,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7.4倍。
就呼吸系统疾病而言,何权瀛对《经济参考报》记者称,一项在六大城市开展的对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进行的调查显示,2006年,COPD患者的年平均直接医疗费用为人民币11744/人,间接医疗费用为1570元/人,每个COPD患者的年平均总费用(13314元/人)占家庭总收入(32880元)的40%,COPD的费用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住院次数呈正相关,据悉目前全国COPD病人全有3800万。而根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05》,我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病的人数达250万至300万,每年心血管病的医疗费用高达1301.17亿元,其增长速度接近当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
慢性病的高发也正在快速消耗社会积累的财富,据世界卫生组织预计,慢性病防治占中国医疗费用的80%,在今后10年中,中国因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将产生558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到2015年中国慢性病直接医疗费用将超过5000亿美元。而根据最新统计,2011年全国医药卫生费用规模已达到24000亿元,较上年净增4000亿元,即是医药卫生费用20%的增长速度未来或仍将持续。今后,慢性病仍将占用预防疾病的大量医疗资源。
而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如果我国心脑血管病死亡率能降低1%,在未来30年,总体净经济效益将相当于2010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68%,相当于10.7万亿美元。
“慢性病带来的不只是经济负担,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整体幸福感也是极大的耗损。”王健松说道。
疾病防治体系有待改善
我国慢性病的高发态势,已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2009年烟草框架公约在我国的正式生效以及2009年国务院通过的全民健身条例,在“十二五规划”里更是提出了“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一岁”的目标。自2010年开始,卫生部开展了慢性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已在全国建成39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2012年5月8日,卫生部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提出“十二五”时期是加强慢性病防治的关键时期,要把加强慢性病防治工作作为改善民生、推进医改的重要内容,采取有效措施,尽快遏制慢性病高发态势。这是中国政府首次针对慢性病制定的国家级综合防治规划。
即便如此,我国慢性病防治工作依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慢病中心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目前全社会对慢性病严重危害普遍认识不足;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尚未建立;慢性病防治网络尚不健全,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基层卫生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王健松告诉记者,与传染病不同,慢性病病因复杂,与生活方式、个人习惯和生态环境有关。但相应的,公众在这方面的教育和认识明显不足。
我国疾病防治体系有待改善。王健松表示,从解放初期开始我国疾病防治体系的重点就是防治传染病,在经历了SARS和禽流感的冲击后更是如此,但对慢性病的防治并没给予同等的重视。在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方面仍存在问题。“如今很多医院都在不计成本地采取各种高精尖的方式去降低死亡率,但是却没有很好地考虑降低发病率。”王健松称,尽管我们正在努力建立疾病治疗三级网络,但资源投入明显不平衡,一些大医院发展过度膨胀而基层卫生机构资源不足,这也使得慢性病防治进程缓慢。
对于有些疾病如慢阻肺的认识不足。有呼吸道疾病专家告诉记者,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重大疾病死亡率统计中,没有将慢阻肺单独列项,而是归入慢性下呼吸道疾病的总体统计中,慢阻肺的相关统计数据长期缺失、慢阻肺的发病率长期被低估。而基层医疗机构治疗仪器的普遍缺乏,也导致我国慢阻肺的早期诊断率较低,致使许多患者失去早期干预时机。何权瀛表示,现在我国的慢性病医疗模式多是“因症就诊”:只有在慢性病表现出明显症状的时候才去就诊,在诊疗之后状态好一些就停止治疗。“这种诊断只会使病人的体内机能每况愈下。”
补偿机制不完善也深深影响医疗机构对慢性病的防治。何权瀛教授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自从1993年开始率先在国内开展对哮喘病患者的教育管理工作,逐步形成了“哮喘专业门诊”、“哮喘宣教中心”和“哮喘患者协会”三位一体的哮喘病患者教育管理模式,最终使得哮喘病的有效控制率达到80%,远远超过了亚太地区哮喘病百分之十几的有效控制率。但因为没有经费来源等原因,这项研究如今进展困难。
王健松表示,慢性病防治要坚持以预防为主,要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控综合机制,加大健康教育宣传,同时加大基层医院建设,构建对患者“从生到死,分级管理”的慢性病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