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还处于孕育和突破阶段，而最有可能的两大趋势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时间可能需要十五年到二十年。
　　●如果说信息技术革命中国抓住了一半的话，那么目前我国完全具备抓住下一轮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件。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怎么样才能真正营造出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成长的土壤，是下一步体制改革的关键。
　　●没有制度的转型和创新我们很难把握机遇，也很难充分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归根到底很大程度上都是体制机制的问题。
　　

王昌林：1967年1月出生，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现任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和论文：《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21世纪的中国创新系统》、《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任务》等。

　　日前，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昌林就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最新动向，以及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等相关问题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
　　王昌林表示，总体上来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还处于孕育和突破阶段，而最有可能的两大趋势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时间可能需要十五年到二十年。

　　新科技革命的四大动向

　　王昌林表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还处于孕育和突破阶段，究竟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什么，虽然大家也有很多争议，但是产业革命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它的产业规模巨大，如果其规模不大不足以称之为革命。第二，它应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相关行业具有广泛的带动作用和巨大的影响。第三，它是科技创新比较密集、技术进步比较快的行业。第四，该行业应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王昌林认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有四个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个动向是信息技术正在并将继续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别是信息网络的深化运用。信息技术革命是提高效率的革命，信息技术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波创新浪潮，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集成电路的出现；二是八十年代的个人电脑的发展；三是上世纪末的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目前以云计算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正在推动信息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个动向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引发医药、医疗、农业、工业等领域的深刻变革。生物技术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生物技术在医药工业领域的应用，以生物制药为标志，目前生物医药的市场份额是1400亿美元，占全球药物销售的16%，全球销售前十名的药品中有四种是生物制药；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以转基因农作物为标志，目前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八十多倍，生物对农业的变革作用很显著；三是生物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标志性是生物基产品替代石化基产品。大规模的可降解的环保的产品的出现是未来发展趋势，以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比如生物乙烯取代乙烯、生物基乙二醇取代石化基乙二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认为，到2030年人类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
　　第三个动向是新能源的发展将会引发绿色革命。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目前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例还不高，可以说微不足道，但在未来将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有关部门预测，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消费能源中的比重要达到20%左右，2030年这个比例要达到30%，到2050年这个比例要达到5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否会引发产业革命？在王昌林看来，从产业革命的特征来看，新能源革命无疑会引发能源消费和可持续发展的革命性变化。
　　第四个动向是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的交叉融合、突破，这也将引发产业革命。信息技术越来越成为平台技术、共用的技术。目前很多技术的开发都离不开信息技术，比如生物医药的开发、基因的测序、蛋白质组计划等都依赖于信息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的产业革命更多的将是这种融合产生的突破，而不是在一个点上发生。

　　新科技革命或发生在2030年

　　为什么大家忽然感觉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呢？王昌林认为，从历史经验看，每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催生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面原因与发达国家的次贷、虚拟经济有关，根本原因是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缺乏新的增长动力。当前经济危机、欧债危机、金融泡沫使得世界经济进入了调整、转型期，需要一些新兴的主导产业科技的突破来驱动经济新一轮的增长。
　　王昌林认为历史上有四次产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在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标志性技术是化工、钢铁、冶炼、蒸汽机、纺织。第一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使得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取代手工工场，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初的运输机械革命，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引起对新型运输工具的需要，乔治·斯蒂芬孙发明了内燃机车，标志性技术是汽车、内燃机。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60年代的电力革命。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1870年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电动机，电力开始用于带动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电力工业和电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人类跨入了电气时代。
　　第四次是信息技术革命，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集成电路、个人电脑、互联网等为标志。
　　王昌林说，每一次工业革命之间的时间间隔是60-70年左右，按照这个大周期来看的话，下一轮的新工业革命将会发生在2030年左右。以信息革命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端，而真正爆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二三十年，它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2000年之后，网络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于是开始发展虚拟经济。但是由于缺乏新的主导产业的支撑，其经济步入低速发展期，其后发生金融危机也是在情理之中。而要想从根本上走出危机的话，还是有赖于新的科技突破和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

　　各国抢占战略制高点

　　王昌林表示，危机有倒逼机制，危机迫使大家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都认识到在危机过后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抢占战略制高点。一方面出台短期政策，刺激经济，走出发展的低谷，另一方面也大力地进行科技创新，培育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抢占战略制高点，促使世界经济走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国际上来看，美国的创新战略已明确提出要发起一场清洁能源革命。美国在《复苏法案》总计7870亿美元的投资中，有1000亿美元投入创新，涵盖建立国家智能能源网和医疗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发展电动汽车产业、扩大宽带接入、奠定国家高速铁路系统基础等，其中40%将用于清洁能源方面。根据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研究报告，到2050年为止，可再生能源将提供该国所需电力的80%，而50%的能源可能来自风能和太阳能。
　　美国目前正致力于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创新：在2015年前，将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减低一半，使其可以与目前来自电网的零售电价相比；在2015年前，将电动汽车电池的成本降低70%，使其寿命成本可以与非电动汽车的成本媲美；到2012年，将美国可再生能源产能和可再生制造能力提高一倍；在5年内，使人类基因组测序图的成本降低到1000美元以下，即科研人员测序50个基因组的成本相当于现在测序1个基因组。
　　欧盟提出在“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方面要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并决定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的发展。法国政府宣布将建立200亿欧元的“战略投资基金”，主要用于对能源、汽车、航空和防务等战略企业的投资与入股。德国政府批准了总额为5亿欧元的电动汽车研发计划预算，支持包括奔驰公司在内的3家研发伙伴，计划在2011年实现锂电池的产业化生产，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韩国制定和公布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和《绿色能源技术开发战略路线图》。《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提出重点发展绿色技术、高技术融合、高附加值服务三大产业和新的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等17个新增长动力。韩国政府还计划到2030年，将新再生能源普及率由2007年的2.1%提高到11%；将新再生能源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由2007年的0.7%提高到15%；新再生能源产值由2007年的5亿美元提高到1300亿美元，使韩国跻身世界能源强国之列。
　　日本制定了《面向辉煌日本的新成长战略》，提出重点发展能源与环境、健康两大新兴产业。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新能源的开发，“新能源开发计划”即“阳光计划”致力太阳能开发利用，同时也包括地热能开发、煤炭液化和汽化技术、风力发电和大型风电机研制、海洋能源开发和海外清洁能源输出技术。另外，日本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案》也已获得通过，以鼓励并普及可再生能源发电。
　　2010年10月18日，我国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计划用20年时间，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在继续做强做大高技术产业基础上，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
　　王昌林表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在未来五年里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先导力量，我国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有两个立足点：一个是要紧盯国际的发展方向，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第二个点，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其中涵盖四个方面的问题的解决思路，即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农业问题、健康问题、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问题。
　　王昌林说，根据国家前期的规划，到2015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提高到8%，到2020年将升至15%。可以预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在未来五年里逐步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
　　王昌林表示，我国实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目标是通过十年到二十年的长期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制造基地。而对于如何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国家提出了“市场主导、创新驱动、重点突破、引领发展”十六个字的路径。

　　核心问题亟待突破

　　王昌林认为，虽然新科技革命还处于孕育阶段，但是它真正要取得突破还要解决一些核心问题。
　　生物技术方面，基因组计划并不是测序工作完成就大功告成了，目前基因组计划对各个基因的功能还未搞清楚，但是这个工作量巨大，完成过程可能还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
　　新能源方面，风能基本已经成熟，其成本虽然能够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但是受资源限制明显，风能上网的问题需要解决。从理论上来看，光伏产业潜力巨大，但是它也面临一些问题，就是未来的技术进步路线不清晰、成本仍然高居不下、转化效率低。多晶硅的转化效率也就20%左右，并且生产能耗高，使用寿命是二十多年，它的回收和处理能耗也高。
　　“光伏产业也应该创造个‘摩尔定律’，就是每年的成本要降低多少、转化效率提高多少，制定这方面科技创新的指标。”王昌林说，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还有一些关键技术亟待突破，除了上述问题，新科技革命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能出现一批可大规模推广应用的产品，比如信息技术革命中的集成电路、个人电脑。
　　王昌林认为，信息技术虽然很重要，但它发生大的科技突破进而引发经济社会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把信息技术作为革命性的方向来推进，只是把它作为平台技术。信息技术面临的主要是深化应用的问题。相比较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可能性更大。但是，信息技术是平台技术，信息网络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的基础设施，就像工业社会中的铁路、公路一样，生物技术、新能源在发生革命时也将深刻地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在一起。
　　王昌林表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主要面临三大瓶颈制约：能源与环境问题、农业问题、健康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都依赖于新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到蛋白质组计划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是如果能够真正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健康方面，肝细胞的研究成果可以让人类身体上的器官像汽车上的零部件一样可以随便更换。
　　从某种程度上讲，生物技术比新能源的产业规模可能会更大一些，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面也更大，因为它将引发医疗的变革、生命的延长、农业根本的变革。新能源行业带动的产业主要是生产装备、电池、光伏发电厂、风力发电站。并且，新能源革命只是能源方式的转变，不如电力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从无到有的革命性变化，未来的新能源技术革命与电力革命不在一个量级。

　　科技体制改革应加强顶层设计

　　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此次可能会被甩开吗？
　　王昌林认为，中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甩开的可能性不大，目前科技部相关部门也正在就下一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趋势进行研究。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我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产业体系。第三，我国拥有一大批科技人才，我国的科技人员数量全球第一。第四，我国拥有一批高速成长的创新型企业。第五，我国有巨大的市场。
　　“当信息技术革命发生时，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虽然我们现在是全球的组装加工基地，但是也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占有重要位置。现在的条件肯定比上世纪八十年好很多，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王昌林表示，如果说信息技术革命中国抓住了一半的话，那么目前我国完全具备抓住下一轮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件。抓住这次机遇将有利于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但是要成为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一极，这需要我们在体制、政策上做巨大努力。
　　王昌林表示，如果我国要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占有重要位置，需要达到以下标志性的条件：一是要一批大家(科学家)，能够专心、潜心进行科学研究；二要有一批在全球范围内领军的企业，比如美国的微软、英特尔；三是还要突破一批、掌握一批核心技术。
　　当前，我国在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美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土壤，然而我国缺乏创新文化和氛围，并且相应的金融创新也很滞后，科技创新的体制、政策、环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大。受科技体制的影响，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很难突破，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另外，当前的研究呈现出分散、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浮躁的现象，管理体制也不符合新兴产业发展要求。
　　“当前我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使得新兴产业成为无源之水；而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不完善造成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仍比较突出。”王昌林说，这直接造成了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另外目前我们的很多产品成本还比较高，前期投入也比较大，虽然社会效益比较好，但是经济效益比较差。
　　由此看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怎么样才能真正营造出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成长的土壤，是下一步体制改革的关键。
　　王昌林表示，要积极培育市场，实施一些重大示范应用工程。积极推进市场应用、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我们要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架构，包括一些机制体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企业更多是直接的资金扶持，对象也主要是国企。我们下一步要转向创新驱动，这是坚持的主线，当然不仅仅是科技创新的驱动，还包括体制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王昌林说，除了政府拿出资金扶持市场、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更将以比如通过政府采购，鼓励应用等政策，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产业发展。
　　王昌林认为，没有制度的转型和创新我们很难把握机遇，也很难充分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归根到底很大程度上都是体制机制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而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的改革，目前任何单一的改革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