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研究表明，相对其他办法来说，提高退休年龄和划拨国有股份是操作上较为可行的方案

　　《财经》杂志(2012年6月11日324期)发表了由我牵头的复旦研究小组的关于《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一文，同时发表的还有曹远征牵头的中国银行(2.82,-0.01,-0.35%)研究小组的《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一文。两篇报告都研究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所揭示的风险，并用不同的方法对养老金所面临的财务风险进行了分析和估算。报告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我也接到了许多媒体提出的问题。对有关媒体提问，我现在一并回答如下。
　　记者：您所牵头的研究报告中说，“如果不发生任何改革，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与GDP的规模比较，在不改革的情况下，养老金缺口到2020年将达到0.2%的GDP，到2050年达5.5%的GDP。 今后38年累积，养老金总缺口的现值(用名义GDP增长率作为折现率来计算)相当与目前GDP的75%。” 能否解释一下你们对养老金缺口的算法？
　　马骏：我们用的年度养老金缺口是指统筹帐户养老金的收支缺口，定义为当年养老金帐户的缴费收入和其他收入减去当年养老金支出。其他收入包括了目前政策下的财政补贴和养老金节余的投资收益。在一段时间内的累计缺口的现值指的是这些年份内每年养老缺口折现后的加总额。
　　我们的计算使用了两个模型。首先是一个人口迭代模型，在目前的人口结构、假设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基础上，估算出未来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数量，并在此基础上估算出缴费人数和养老金覆盖的人数。然后，用一个养老金收支模型来计算每年的收支缺口。这个收支模型中，除了从人口模型取得的数据之外，还要考虑到许多参数，如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工资增长率、养老金覆盖率(分老人、中人、新人)、养老金遵缴率、养老金投资回报率、目前政策下财政对养老金的拨款、社保基金理事会将来可以为统筹帐户提供的资金、统筹帐户对个人帐户的欠款等等。
　　对不改革情景(即假设退休年龄、养老金覆盖率不变，没有国有股份向社保的划拨)进行模拟，我们得出了养老金缺口将不断增大并将最终不可持续的结论。
　　记者：　据6月14日经济参考报报道，“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而我查看了财经网发表的该报告原文，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2-06-11/111886697.html，并没有上述内容。请问，“18.3万亿缺口”是你们得出的结论吗？是如何计算得出的？
　　马骏：18.3万亿缺口不是我牵头的复旦小组的研究结果，也从未在我们复旦小组的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报告中出现。不知道为什么经济参考报记者会如此错误报道。估计该记者是采访了中行的研究员廖淑萍得到的数据，应该是中行小组的研究结果。根据中行小组在《财经》发表的《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一文中的图7，他们对养老金缺口的定义为养老金未来责任减去养老金累计额，这是类似于养老金的隐形净负债的概念，不是一个流量的概念。关于他们使用的具体计算方法请咨询中行研究小组。
　　记者：养老金的缺口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马骏： 我们计算的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来源主要包括两个因素。一是转轨成本。转轨成本是由于养老金体系从单一支柱(现收现付)向多支柱(现收现付+个人帐户)转型的过程中，现收现付支柱的部分缴费已分流到个人账户，但现收现付支柱仍要继续向养老金领取者中的老人和中人支付所承诺的退休金而出现的收支缺口。 二是老龄化导致的缺口。 老龄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由于人口生育率大幅下降会导致了人口总扶养率的上升。比如，在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的现在，三个劳动年龄的人缴纳的养老金用于支付一个老人的退休金；但到2050年，由于抚养率的大幅上升，只有一个劳动年龄的人的缴费来支付一个老人的退休金，如果还要保持目前的养老金覆盖率(即养老金水平与平均工资之比)，肯定就会出现很大的收支缺口。
　　记者：你们的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养老金收支压力起初主要来源于转轨成本；在中长期内，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导致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更为主要的因素。请问，转轨压力有多大？
　　马骏：根据我们估算，转轨成本在今后15年左右的时间是养老金收支缺口的主要来源。15年之后，由于老龄化(老人扶养率上升)导致的养老金收支缺口开始成为主要原因。从今后38 年的累计数的现值来看，转轨成本和老龄化所导致的收支缺口大约各占35%和65%。
　　记者：如果养老金缺口不能及时弥补会有哪些严重后果？最坏的局面会怎样？
　　马骏：长期来看，养老金的缺口如果不能通过改革养老金体系来弥补，则会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导致财政赤字高企，最终出现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问题。在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如果国家对债务违约，资本市场就会对其关闭，经济出现衰退，失业上升。也有些国家被用印货币的办法弥补赤字，会造成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记者：你们的报告还指出，在模拟计算的基础上，提出提高退休年龄7岁和将80%的国有股份划拨给社保体系的建议。目前，延迟退休在国内的讨论非常热烈，网友的反馈以“不赞成”居多，在您看来，延退是最合适的“解决养老金亏空”的办法吗？另有他策吗？
　　马骏：我们的模拟发现，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并在2020-2050年间提高平均退休年龄7岁，将能使我国养老金账户累积结余持续约三十年；到2050年，年度养老金收支也将保持基本平衡。也就是说，这两项改革能基本解决中长期养老金缺口问题。为保证国有资产能可持续地支持养老金体系的运行，我们在模拟中假设社保体系只使用这些国有股每年分派的红利(股息)，而不变现这些股票本身。
　　老百姓不赞成提高退休年龄是世界的普遍情况。但是，几乎所有严重老龄化的国家最后都提高了退休年龄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政府债务危机或债务危机的边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与老龄化相关的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现收现付的养老支柱和医疗、长期护理等成本的大幅上升)，表明在这些国家中即使退休年龄提高到了60多岁(许多已经在62岁左右)，养老金还是会入不敷出，这些国家的退休年龄还将继续提高，很多要上升到67岁。
　　从理论上讲，要弥补中国的养老金缺口，除了提高退休年龄和划拨国有股份以外，还可以考虑提高税收、发国债、卖彩票、降低养老金支付标准、提高投资回报率等办法。但是，大幅提高税收会严重抑制经济增长，也会面临许多反对声音；大量发国债最后会导致债务危机；发彩票来筹资只是杯水车薪；中国的养老金支付标准相对平均工资来说已经在逐年下降，如果继续大幅下降，会出社会问题；最后，提高投资回报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需要金融体制进行深刻的市场化改革。结论是，解决养老金问题不存在无成本、所有人都同意的方案。另外，多数人同意的办法对财政可持续性来说未必是最好的办法。我们的研究表明，相对其他办法来说，提高退休年龄和划拨国有股份是操作上较为可行的方案。
　　另外，从动态来看，我国退休年龄的提高是合理和必要的。1980 年至2010 年期间，我国预期寿命平均每五年上升约1 岁。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中国预期寿命提高的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持续。预期寿命的增加，说明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大幅改善，从客观上给予了提高退休年龄的很大空间。我们建议的是从2020年到2050年间，每隔五年提高提高平均退休年龄一岁(当然男、女的提高速度可以有所差别)。即使如此，到2050年，我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也只是接近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
　　记者：有的学者认为，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存在养老金缺口。由于模型预测的假设条件是会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出现较大的制度或政策变革时，缺口就会出现很大变化，所有国家都有能力解决可能出现的缺口。您如何评论？
　　马骏：　我们完全同意养老金问题是全球所有面临老龄化国家要应对的共同问题，但并不因为是共同问题它就不成问题了。如果不及时对应，未雨绸缪，问题越积越大，最终就可能被迫以危机方式来解决。我们之所以做了许多改革情景的模拟，也是为了判断哪些的改革可以最有效地避免危机方式的解决。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因为7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一胎化政策，中国的老龄化的进程要比许多国家快得多，因此由于老龄化带来的对养老金的压力也比许多国家来得更大。

　　(作者系徳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