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微观之策。
“我现在不‘扫活儿’了,常常停在一个地方等乘客。‘扫活儿’耗油、费力,赔不起。”一位的哥对我说。一线实践者趋利避害的策略值得管理者再三思索,很可能个体的聪明选择可以变为整体的制度设计。怎样才能返程不空车——即所谓“空载”,从来都是交通上的一大难题,西方经济学家说,这是计划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的物流业在克服空载上已有大改进,但城市出租车至今还在走“扫活儿”的路子。日子不好过了正是彻底改变思路的时候。
我的思路是,在城市中设置无数个出租车待客点,或为旅馆,或为某空地,或为公交车站前几十米处,均竖立明显标志。出租车不准空车行驶寻客。一个乘客下车后,的哥必须尽快在附近的一个待客点停车排队等候来客。在这种规章下,乘客也将养成新的打车习惯,不是在路上招手,而是步行到最近的待客点,附近一定有。
这一制度有若干好处。其一,省油,这最直观,不用说了。其二,省路。笔者估计路面上平均每个时刻有近万辆出租车空载“扫活儿”。不载客就不上路是大家的明智选择。其三,省力,不许空车“扫活儿”,无形中上岗时间内增加了几个小时的休息,好处莫大。
是否增加了乘客的困难呢?不,对乘客只有好处。当这一制度被的哥们接受和遵守时,待客点比起流动的出租车,给了乘客更浓缩和透明的信息。在街面上等车,你搞不清周边有无空车,会长时间地撞运气。在待客点,你会更集中地获取空车信息,如果没有空车,就从速做其他选择。待客点还可以增加其他服务。
这一制度存废的关键是,如果不受到有效的监督和惩处,偷着“扫活儿”的司机将让待客点等候的司机拉不上客,待客点的司机将让偷着“扫活儿”的司机接活不断、“肥得流油”。电子技术的发达,使得这一问题不难解决。可以留下记录,不打表的时间(意味着空驶)只能占全部行驶时间中的一定比例,超标则表明你偷着“扫活儿”,要受严厉惩处。
再说宏观之策。
北京的出租车业有200多家公司。如此看是有竞争的市场经济了,其实不是,是“四不像”。何以如此?政府有两个管制。其一是不准进入。虽然与需求相比已经短缺,出租车的牌照却不再增加,现有牌照经营无期限。短缺,不增添,无限期,导致了两个现象:其一黑车日益增长,不可能灭绝。其二牌照价格飙升,一个牌照要几十万元。中途获得牌照的公司,是花了大价钱的,自然要赚回,对司机“份子钱”就不会少要。如此决定了“份子钱”的水准。其二,出租车价格的管制。价格定死了,“份子钱”居高不下,社会物价缓缓上升,于是的哥的积极性半死不活,乘客打车越来越难。
政府可否放开准入呢?有两途:完全放开,发放少量牌照,都有困难。如果完全放开,公司将大为愤怒:我花费了高昂的费用才获得经营权,现在可以免费进入,怎么补偿我?彻底放开准入,要深入研究法律,看看法律对政策改变的允许程度。不合法律的政策变更将恶化经济环境,是要不得的,也是不允许的。如果增发牌照,要不要收费呢?不要,就让个别公司捡了便宜,必然催生行贿和寻租。如果收费,就要给出经营期,而此前的牌照都是无限期的,这就要解决好两者不一致的问题。
笔者以为,北京出租车行业早晚要大变。如因法规和现存公司的利益因素,导致现在难有大变,那么至少要给出期限,宣布几年后出租业在经营权上将洗牌。早明示,可以早变。当然,洗牌后的新政策,现在就要深入研究,有几个可供比较的预案。
笔者觉得,一大选择是,出租业个体化。我不以为个体化是不可行的思路。出租业的管理比较单一,不是复杂的合作关系,政府管理直接面对司机,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何况现在有了多样化的电子手段,完全可以保证监督、联络、教育、奖惩。第二大选择是,如果是公司经营,经营自由开放到什么程度?是否充分准入,门槛有多高,是否价格开放?
政府应给出一个洗牌的期限。刚好在此期间,深入研究,广泛讨论,打造一个新的出租业规则。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