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权威材料表明，全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这些粮食可养活4000多万人。
近年来，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频繁发生。虽然国家和部分省份进行过相关调查，但多数被污染地区“家底不清”，具体污染状况目前尚无法确定，整体状况亦缺乏权威评估。
面积最大的是镉污染
去年2月，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会议上说，从2009年至今，我国已有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这些事件涉及甘肃、陕西、安徽、河南、湖南、福建、广东、四川、江苏、山东、云南、重庆、广西等地。
一些学者认为，从发生的重金属污染事件次数，以及监测的数据、造成的影响来看，目前污染面积最大的是镉污染。
近年来发生的镉污染事件，有2005年的广东北江镉污染、2006年湖南湘江株洲段镉污染、2009年湖南浏阳镉污染以及今年初广西龙江镉污染等。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资料也显示，我国重金属污染中，最严重的是镉污染、汞污染、血铅污染和砷污染。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同斌说，“从污染面积上看，国内专家认为镉污染最严重，但如果从健康风险评估角度，我认为是类金属砷污染，因为砷的致命剂量非常小。”
2000年1月，湖南郴州市邓家塘村发生一起砷污染事故。相继有380名村民住院治疗，两人死亡。2008年，我国相继发生了贵州独山、湖南辰溪、广西河池、云南阳宗海、山东临沂等5起砷污染事件。
陈同斌说，重金属无论是污染水体，还是污染大气，最终都会回归土壤，造成土壤污染。甘肃省农科院研究员车宗贤认为，在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后，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
调查数据不清 污染“家底”成谜
据了解，国家环保部门曾进行过土壤重金属污染的调查，但一直未进行公布。在土壤污染日渐严重之际，《经济参考报》记者在甘肃、云南、重庆、山东等省农业和环保部门采访时了解到，由于此前未进行过这方面的普查，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到底如何，不甚明了。
记者发现，目前，关于我国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的耕地面积，多年前有人估计达到20%(3.6亿亩)甚至更多，近期又有人提出为10%左右甚至更低。比例到底有多大，众说纷纭。
中国农业科学院曾希柏研究员说，近年来我国土壤修复工作做得较多，针对耕地重金属现状的研究较少，缺乏必要的积累，缺少权威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土壤重金属状况的整体判断。
农业部门介绍，土壤中的重金属来源有多种途径，重金属随污水、随大气沉降、随固体废弃物、随农用物资等都能进入土壤。车宗贤说，只有进行大面积区域调查、普查才能反映真实情况。
从2003年开始，农业部连续两年对13个省的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等优势农产品产地(非工矿区)环境进行的监测发现，3800多万亩耕地重金属超标率达到了6.4%，超标最严重的是水稻产地，达到14%。
据农业部门近5年来农业环境质量定位监测的结果，湘江流域农产品产地受重金属污染的面积已逾118万亩，其中重度污染的约19万亩，占16%；中度污染的约39万亩，占33%；轻度污染的超过60万亩，占50%多，已成为全省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主要污染物为镉、砷等，尤以镉的污染最为严重，土壤镉的超标率高达64%。
专家认为，目前我国耕地重金属“主产区基本安全，重点区域风险较大”。曾希柏说，这个判断是结合相关课题的研究，并在山东、甘肃、河南、吉林等粮食主产区采样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缺乏相应标准 影响整体判断
目前，我国土壤重金属缺乏相应的标准，没有耕地重金属评价指标体系，无法正确评价耕地的环境质量。大多数情况下，许多学者均将某种重金属含量超过土壤质量标准二级的土壤称之为“污染土壤”。在目前我国污染耕地面积的调查中，有样本调查认为是占10%，还有样本调查认为是占20%。
浙江大学徐建明等专家认为，对污染土壤的提法、定义及标准等方面的不一致性，是导致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不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们认为，应尽快建立我国耕地重金属评价指标体系。曾希柏等专家建议，应该根据已经掌握的全国农田重金属状况，结合历史资料和数据，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不同气候区农田土壤重金属含量阈值，建立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由于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公布全面的土壤重金属普查结果，关于土壤重金属状况的说法也多种多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土壤重金属状况的整体判断。
针对土壤重金属含量状况的不同说法，专家认为，目前国内对重金属超标与污染的区分并不严谨。曾希柏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内关于重金属调查和不同区域土壤重金属状况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工矿和冶炼厂区周边、城郊蔬菜地等高风险地区，而对农业主产区耕地重金属现状的调查和分析相对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我国部分地区重金属状况估计不准，也是导致当前我国污染农田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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