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开始审视旧有的城市发展模式，探索新的理想模式，低碳生态城市的建设随之被提上日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有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提出建设低碳城市，“低碳生态”正在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引领着国内城市建设的潮流。但在日前北京科博会的“科技创新与城市管理论坛”上，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指出，“由于我国‘低碳生态城市’概念提出时间尚短，缺乏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生态城市理论体系、技术系统、实践经验以及相关政策作为支撑和指导，因而，在当前的实践探索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阻碍了低碳生态城市的健康发展。”
全国各地建设低碳生态城市蔚然成风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已有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提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目标，如保定、上海、北京、杭州、无锡、芜湖、德州、珠海、深圳、厦门、成都、重庆、武汉、南昌、贵阳、吉林、哈尔滨等。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低碳城市建设在全国已经蔚然成风。
据了解，不少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都积极探索具有各自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例如，保定启动了“中国电谷”建设工程、“太阳能之城”建设工程、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办公大楼低碳化运行示范工程、低碳化社区示范工程、低碳化城市交通体系整合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打造新型低碳城市。如今，保定的低碳城市建设已初具成效，成为中国首个公布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城市：2020年比2005年单位GDP减排51%。
上海努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传统能源效率，划定了崇明生态岛、临港新城和虹桥商务区三个区域为低碳示范区，推进低碳实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世博会园区从选址、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的全过程均贯穿“低碳”理念，成为低碳发展的一个范本。
与此同时，杭州出台了50条“低碳新政”，着力推进“六位一体”的低碳城市建设，即培育低碳产业，打造低碳经济；推进建筑节能，打造低碳建筑；倡导绿色出行，打造低碳交通；倡导绿色消费，打造低碳生活；加强生态建设，打造低碳环境；变革城市管理，打造低碳社会。
江苏无锡则致力于建立六个低碳体系，即低碳法规体系、低碳产业体系、低碳城市建设体系、低碳交通与物流体系、低碳生活与文化体系、碳汇吸收与利用体系，并重点发展低碳农业、碳汇、低碳产业、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低碳消费等领域。由此可见，“低碳生态”正在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引领着国内城市建设的潮流，低碳城市建设也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盲目建设低碳生态城市陷入发展误区
尽管各地低碳城市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李迅指出，“由于我国‘低碳生态城市’概念提出时间尚短，缺乏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生态城市理论体系、技术系统、实践经验以及相关政策作为支撑和指导，因而，在当前的实践探索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阻碍了低碳生态城市的健康发展。”
首先，我国对低碳生态城市的定义不清。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而我国直到2009年，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才首次正式提出“低碳生态城市”的概念。但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未有明确、公认的定义和理解。据了解，目前，我国各地提出的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名目众多，出现了诸如“低碳生态城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市”、“生态宜居城市”等至少40种以上的名称。
其次，低碳生态城市的盲目发展忽视了应与我国国情和客观需求相结合。中国人多地少，应在不占用耕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利用盐碱地、滩涂地等未利用用地进行生态化改造。但上海东滩生态城和廊坊万庄生态城均占用了农用地，不仅广受诟病，还使生态城建设停滞，陷入困境。
第三，低碳生态城市发展尚未建立权威性、导向性的指标体系，相关配套法规政策体系建设也尚不完善。由于缺乏全国性的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各地纷纷制定了地方性的指标体系，导致标准参差不齐，且多以当地领导意志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出现的以“生态城”命名的在建项目近20个，但并不是每个项目都符合严格的“生态标准”。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人居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开彦在经过细致考察与调研后曾表示：“目前在生态系统的整体把控方面，各地生态城的技术要求、标准并不是很明确，实施起来难度比较大，在后期开发和设计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官员们追求的是好看，而不是低碳绿色理念的塑造。”
第四，一味追求技术的新、奇、特。据李迅介绍，目前进行的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往往摒弃低成本、高效益的技术，热衷于追求技术的新、奇、特。如上海世博会上展示的垃圾气力输送系统由于技术新颖很快得到国内多个低碳生态城市的青睐。此套系统虽然具有全封闭、无需与垃圾接触、投入人力少等优点，但其耗能高，而且没有得到科学论证，这与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这种动辄投入上百亿元，引入所谓的高新技术的做法，盲目地将高投入与高回报划上等号，实际效果却收效甚微。
第五，低碳生态城市建设重“新”弃“旧”，重“大”轻“小”。李迅指出，国内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往往盲目重视“新城开发”，忽视老城区的生态保护；盲目关注大城市，忽视中小城镇。新建地区的低碳生态城市建设虽然投入成本高，但是见效快。因此，很多城市选择了“新城运动”，而见效慢、推动慢的老城区生态化改造则处于被冷落的境地。尽管全国超过200个地级以上城市均提出了建设低碳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但当前开展低碳生态城市实践活动最为积极的多数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城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无锡、武汉、深圳等，以至于造成了“低碳生态城市等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错误认识。
“四大转变”促低碳生态城市健康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李迅秘书长指出，要扭转这种趋势，应立足于实现四大转变，即为今后低碳生态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目标、技术、示范、政策四大方面的保障。
第一，构筑科学的指标体系。基于当前低碳生态城市的混乱发展实际，应当建立一套具有全国层面指导意义的指标体系来明确低碳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李迅建议，该指标体系应当涵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持续和社会和谐四个维度，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低碳生态城市的发展方向。
第二，建立科学的技术系统。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离不开系统化的科学技术支撑。同时，由于我国国土辽阔，应针对不同地域采取不同的科学技术手段。如在南方炎热地区，可以采取遮阳、立体绿化等办法来减少建筑物的能耗，通过完善自行车系统等绿色交通来降低交通能耗。在北方严寒地区，实行冬季供热计量改革，可促进居民采用太阳能、地热能来替代传统燃料的积极性。而在西部干旱地区，新疆坎儿井等节水和水的再生利用就成为低碳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
第三，遴选不同层级和类型的低碳生态试点示范项目。李迅认为，应按照不同层级和类型从中遴选试点示范，从而引导更多的城市开展低碳生态城市的建设实践活动。例如，根据实施主体和组织结构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国际合作层面，如中新合作的天津生态城、中瑞合作的曹妃甸生态城、中美合作的重庆悦来生态城等；部省(市)共建层面，如深圳、无锡、河北省；地方城市自发层面，如浙江省安吉县、安徽省淮南市、北京市延庆县、密云县等。而根据实践范围的不同，则可以将其分为两类：单项实践，如安徽省淮南市侧重于高浓度瓦斯气的利用和煤炭塌陷区的生态修复；全面实践，如浙江省安吉县以及当前众多的低碳生态新城等。
第四，构建政策体系框架。政策引导是建设低碳生态城市的重要基础。他建议，我国的低碳生态城市政策体系框架的构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即干部考核、社会参与、组织保障。
在干部考核政策方面，应把低碳经济、绿色GDP、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招致的损失、人民幸福指数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内容。在社会参与方面，通过立法、司法和财政等手段，明确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各参与主体的角色、权利和责任。在组织保障方面，应当重点突出人才、资金、机制的保障。不断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提供一定数量的专项经费用于支持低碳生态城市建设，探索PPP、BOT、BT等融资模式，开展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建立有效的组织领导机制。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成立了低碳生态城市领导小组，主要组织研究低碳生态城市发展规划、政策建议、指标体系、示范技术工作，审议全国低碳生态城市建设规划和重要建设，协调解决工作当中重大问题，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引领国内低碳生态城市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