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G20峰会将在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召开。六周前，为峰会做准备的G20部长会在华盛顿落下帷幕。
　　此时，行进在和全球经济金融加速融合的路途上，中国正站在一个关键的时点上，不“动真格”地改革，金融乃至整体资源配置的低效会将中国在到达“中等收入”前即抛入“陷阱”；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胸怀全球决策，也无法担当和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天平无可逆转的权力变移。
　　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围绕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难点“三连环恶性循环”和其解决之道、中国在全球语境下的再平衡、IMF份额和治理改革，以及作为新近国内热点的温州金融改革、地方融资平台等一系列问题，这位全球范围内堪称最具改革情结和经验的央行行长，娓娓道来，在优秀的学术修养、跳动的智慧灵感和系统的思维框架之中，透露出中国决策者的关切，以及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风向。
　　在欧元区新一轮危机的阴影渐行渐近、进入视野的当口，构筑“防火墙”，成为争论不休的各方唯一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处在风口浪尖的IMF，在历史上首任女总裁的带领下，斡旋各方，推出了金额巨大的增资方案。在IMF春季年会上，上演了有趣的一幕，潜在的出资国分成了三个队列：出资并宣布金额、承诺出资但暂不宣布金额、不出资。
　　中国的态度被各方高度关注。周小川行长掷地有声地表示，中国不会缺席增资；但他亦强调，IMF增加资源应主要以份额为基础。他说，中国领导人在支持欧洲的问题上态度很明确，且中国通过三个渠道支持欧洲。
　　针对欧洲的深层次困局，周小川行长指出了当前激励机制的缺陷和改进的设想：让商业银行具有扩张信贷的积极性，一是针对性解决危机给银行带来的困扰，二是防止陷入零利率，保持利差激励；财政上一国国债应主要面向国内投资者；而国际投资者可以向国际组织投资，再由国际组织间接投资于主权债。
　　针对西方世界的“流行词汇”——再平衡，周小川行长认为，再平衡是一个渐进纠正的过程，而中国的经常项目/GDP比率正在 下降。谈到外汇储备投资的摆布，他认为，现在全球并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资产，至于资产的选择，要根据风险的相对排序而综合、优化来确定。说到人民币国际化，他认为主要还是靠市场选择，央行要先做好“homework”。

　　欧洲形势：危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财经日报：这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为将于6月召开的G20峰会做准备的，从会议反馈的信息看，各界对欧洲债务危机还是非常关注，也反映了对欧洲问题的普遍担忧，恐怕将继续成为G20峰会的焦点之一，你怎么看欧洲形势？
　　周小川：为应对危机，欧元区和欧盟领导人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整顿财政，签订新财政契约，加快结构性改革，提前实施欧洲稳定机制(ESM)等。欧央行也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
　　与此同时，重债国政府推出新的改革方案，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整合取得进展。其中，意大利承诺到2013年实现预算平衡。希腊私营部门参与债务重组(PSI)参与率超过市场预期，欧盟和IMF先后批准了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方案。在3月30日哥本哈根会议上，欧元区财长评估了欧洲防火墙资金充足性问题，决定将欧洲防火墙规模扩至8000亿欧元左右。
　　这些措施缓解了市场对欧债危机恶化的担忧情绪。我们看到，重债国一级市场国债发行利率和二级市场国债收益率一度均有所下降。
　　但也要认识到，危机未结束，许多政策刺激措施是暂时性的，空间有限。从根本上讲欧债危机的前景取决于重债国能否通过结构改革重新获得竞争力、取决于能否通过经济增长实现财政可持续、取决于银行体系能否摆脱各种拖累而扩大信贷，但是财政紧缩、经济下滑、银行放贷能力下降的所谓“三连环恶性循环”的困局尚待解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IMF新资源：中国不缺席，时点和数字待定

　　日报：这次IMF增加新资源，中国的下一步打算是怎样的？中国和金砖国家在IMF新资源中的参与，以及IMF的治理和份额改革上，会有怎样的战略？中国有没有可能获得比预想的更大一点的发言权？
　　周小川：中国实际上是非常支持欧洲克服债务危机的，中国领导人到欧洲，或者欧洲领导人到中国谈这件事，我国领导人的表态都非常明确，就是会给予支持，这个态度比很多国家都明确。欧洲也希望中国给一些说法，有助于提振欧洲的信心。至于资金层面上的投资，在G20会上我明确说了，中国至少有三个渠道可考虑给予支持：第一个是增加IMF资源；第二个是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及未来的ESM；第三个是直接对欧元区国家投资，即对那些有困难同时又有改革措施的国家继续投资，包括购买其政府债券，以及对减轻其政府债务有帮助的一些投资，比如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私有化等，当然其前提是我们要看到这些国家的改革和纠偏是有希望的，投资是可以回收的。
　　日报：帮助这些国家的私有化，一般要靠中国的商业机构去做。
　　周小川：对。但中国很多投资者有共同的分析，大家经常坐下来讨论。所以我们对欧洲的支持渠道也比较多，既有央行，又有主权财富基金，还有商业性渠道，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其他类型机构的投资。以上三个渠道加在一起，表明我们对欧洲的支持是有力的、清楚的。
　　至于IMF新资源的事，我们坚持胡锦涛主席在G20戛纳峰会上的提法，支持IMF增加新资源，中国不会缺席。在时点方面，去年第四季度是比较危难的时候，戛纳峰会是比较关键的时点，后来又有几个关键时点，如去年11月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7%，今年2月份默克尔、巴罗佐访华的时点，在这些时点，我们都明确表态要支持欧洲，并表示有信心。
　　当前是不是一个关键时点？还不太好说。但如果说这次IMF春季会是个关键时点，为什么有一些很重要的国家缺席呢？他们缺席对中国也有影响，因为中国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还是低收入的国家，要去借钱给出事的富国，确实要考虑国内老百姓的感受，更何况还有发达国家不参与，疑问就多了。
　　当然，我们还是很明确地表态，该支持的我们一定会支持，但不见得非要现在就明确拿出具体数字。有的国家认为过一段时间(如G20洛斯卡沃斯峰会前后)再给具体的数，我们没说死，但我们肯定不缺席。
　　此外，还要考虑，这会不会成为一出事大家就筹集贷款的机制？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机制？有没有道德风险？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IMF是一个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你可以说份额改革的时间点还没到，还没有实现份额增资，但暂时需要一些新资源，需要采取一些别的办法来支持欧洲，这不是不可以。但总体而言还是要以份额为基础，胡锦涛主席在G20戛纳峰会上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中国不缺席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份额比例来计算应承担的责任。但过去的份额要调整，而增加份额尚未实现，现在又有一些国家缺席，因此现阶段规则不很清晰。拖延份额改革的进度对基金组织是不利的。
　　日报：问题是，今年10月份IMF完成份额和治理改革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周小川：有可能会拖延。当然在会上多数国家希望按期完成份额改革。IMF有一张图表说明，哪些国家完成了国内程序，哪些国家差不多完成了，哪些国家还不行。
　　日报：IMF的立场很清晰，希望把这次新资源贡献和份额改革分开，美国希望完全分开，但是金砖国家都希望把新资源贡献和份额改革结合起来。现在天平的两端是不是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呢？
　　周小川：目前还不会，这次增加新资源有临时额外补充的性质。
　　日报：比较有意思的是，日本很高调地宣布向IMF注资600亿美元。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比较微妙，同时我们注意到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资源扩容也会扩大，其中会考虑到中国和日本的角色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怎样的考虑？
　　周小川：简单地说，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差异比较大，它想追求什么，我们想追求什么，会有不同。

　　全球再平衡：中国经常项目/GDP已显著下降

　　日报：G20峰会开始以来，全球再平衡一直是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IMF关注的问题。自2012年4月16日起，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波幅从千分之五扩大到百分之一。有意思的是，就在此前几天，IMF降低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GDP比率的预期，之前他们一直坚持不下调这个预期。在降低全球经济失衡方面，中国的努力取得了好的效果，国际压力在慢慢降低。你怎么判断未来的趋势？从应对全球失衡这个角度看，你心中的整体框架是怎样的？
　　周小川：首先中国自身的失衡正在减少，这是事先就能判断出来的。具体来讲，2009年G20彼得堡峰会提出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每个国家都要做一些功课，相互之间还有互评估，IMF也一直有这些预警机制。2010年韩国庆州G20部长会和首尔峰会之前，我国财政部和央行请学界、业界做了内部测算，那时候就有估算能把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降到4%以下。
　　我国的价格政策、结构政策和经济增长三大部分都会有其效果。不管是快一点慢一点，汇率机制在变；进口实征关税也在不断降低，还有一些临时性关税减免；出国旅游放得很宽；结构政策鼓励内需，扩大服务业比重，也都会发挥作用；工资增长也是结构变化的一个内容，所以将来不会像过去那样过多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出口。此外，中国经济增长比世界主要国家都快，也就是分母增长比较快，作为分子的贸易顺差只要增长不这么快，这个比例就会走低。
　　当然，也有一个对这种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如何估计的问题。究竟如何估计？可能里面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美国有些人自我批评精神不够，自己出了问题更倾向于找别人的毛病，其国内政治上也有需要，特别是要举行大选的时候。所以有些人注重指责我们也不奇怪，但我们也不会认这个账。
　　至于趋势，我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的会上也讲到，现在经常项目顺差与GDP的比例在不断减少，而且趋势非常明显。有人说是危机带来的周期性因素在发挥作用，未来中国的顺差还会反弹，但反弹的高度会有所降低。而我们自己预测，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全球存在不平衡，大家已经知道有一些做法可以去调整，有一定的经验。同时要相信市场力量，市场对不平衡问题往往有其内在的纠正力量。对于比较大的不平衡，一般都需要一个相对渐进的纠正过程，想要很快就改过来，恐怕也不太现实。例如财政赤字问题、主权债务危机问题、银行监管问题等等，发达国家也认为需要渐进的调整过程。
　　未来还会不会有不平衡？肯定还会有。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反而是相对的，总会出现不平衡。如果出现大的不平衡，纠正的力度也会增大，但要花时间。仅仅凭某种预测来断定应该怎样去调整，恐怕太武断了。如果预测本身得不到公认，那也就是说说而已。
　　日报：对，但是美国人一般会用IMF的预测来说事。大家认为 IMF相对会独立一点、公正一点。现在IMF降低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的预期，直接相关的是怎么给人民币定性。按照他们以前的预测，中国的汇率是显著低估的，现在降下来他们的说法也会跟着变，但具体怎么变还在评估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会施加怎样的影响？
　　周小川：当然，相互之间会有很多讨论，但不一定会接受对方的观点，谁也强求不了谁。对同一指标会有多种不同的预测，用某一种预测的数据去说明应采取的对策，是不太行得通的。

　　外储投资：先给全球资产排排队

　　日报：对于欧洲未来几年的整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包括欧元的长期趋势，你的总体判断或预期是怎样的？
　　周小川：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欧洲出了问题以后，关键是应该加大改革力度，包括财政整顿、福利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相信欧洲慢慢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我们所支持的，我们对欧元是有信心的。
　　日报：我们对欧洲的判断和我们怎么布局外储是有关系的。
　　周小川：目前看来，实际上全球到处都有风险。
　　日报：没有安全资产？
　　周小川：绝对安全恐怕没有，只是相比之下，谁比谁好一点、谁比谁差一点的问题。要这么看，方法论就出来了。现在有一些议论，特别是一些人一听到某些资产有风险就说“千万别投”，既然到处都有风险，就不能简单地回避风险。不敢投，就不要搞过多储蓄，就应更多地通过结构调整把过多的储蓄用掉。当然，人民银行一直不希望有过多的、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但既然现实情况是有那么多的储蓄，而结构调整又是渐进的，就必须面对风险，正视过量储蓄的风险管理问题。其中一些风险是会相互对冲的，另一些是互补的，由此可对外进行合理的多样化、分散化投资。同时，还是要更大地向民间投资开放，鼓励民间资本“走出去”，比如当前我们正在温州进行的金融改革试点。
　　对欧洲的投资也要这样看，把欧洲排在什么位置，这是个相对的位置。不能说大家的担心没有道理，都有道理，对欧洲的投资中有部分可能会有损失，但要百分之百排除风险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做的，是相对地排好队，尽可能认清风险，最后达到总体效果上的保值、增值。
　　日报：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相对的收益与风险。早期中国的外储大部分是美元资产，慢慢地往欧洲那边移，但是欧洲又出事了。如果综合来权衡，有没有一些微妙的但有一定趋势性的改变？
　　周小川：这个离了数学模型、离开了优化计算是没办法说的。风险需要量化，需要把风险因素最后做成系数、参数放进数学模型进行量化计算才能得出最优策略。然后还有个优化问题，最优选择是什么，总得靠数学模型。模型的优化计算还涉及到目标选择问题，优化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是单目标还是多目标？比如我们常说的安全性、流动性、保值增值，就涉及到了三个目标，那么对这三个目标各分别设置多大的权重？这些都必须靠数学模型才能说清楚。

　　人民币国际化：做好“家庭作业”，让市场选择

　　日报：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不够，但这又是个长期问题，包括人民币离岸业务机制的建设。这方面是否已经达成一些共识可以推动？
　　周小川：人民币国际化主要还是综合实力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果，目前中国的综合实力、对外开放程度(包括外贸、外资等)，数量上都挺大。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还不够，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需要做的事挺多。
　　人民币能否国际化最终还是靠市场的选择，应该说，我们并没有刻意为之，央行也不愿意给外面一个印象，好像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谋划、策略来推动本币国际化。我们可以说的是，人民币有这个潜力，将来可能成为国际上比较被接受的货币之一。
　　当前，我们要做好两方面的事：一是过去政策上有很多管制，比如有的法规规定某种交易只能用“硬通货”而不准用人民币，我们把这类不必要的管制先清理掉，用什么货币来交易、结算可以由市场参与者自己选择；二是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而且是向国际开放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增加金融领域人民币的可用性有更大的提高。因此总体上说，我们当前是要一件一件地做好自己的功课，然后让市场参与者去自主判断和选择。

　　三连环恶性循环：增长、财政与银行业三者间的困局

　　日报：IMF提出，当前危机国家存在的“三连环恶性循环”：一是缓慢的经济增长；二是许多国家需要进行财政整顿，而财政整顿又被认为可能阻碍增长；三是本应向实体经济注入资金、帮助恢复经济增长的银行业正受拖累，因而缺乏向经济提供信贷的能力和动力。这也是这次会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怎么看？
　　周小川：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强调增长。只有实现有效的增长，才有助于解决公共债务的偿付能力问题；同时，债务危机国家实现持续增长，也是解决欧元区内在不平衡问题的关键之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
　　为了解决问题，国际上都在想办法，在这次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思路和政策主张。如IMF的建议是在中期内进行财政整顿，不要在短期内过度紧缩。欧盟强调，欧元区国家应根据国情处理好财政整顿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关系，对财政整顿进展较好的国家，短期内可适当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美国人强调财政困难，不宜对经济复苏提供更多的支持，但继续用零利率政策去推动经济复苏。日本政府则提出将采取一些震后恢复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同时继续推进财政整顿。
　　总之，国际上还是普遍认识到了推动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一些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也提出了多种解决问题的政策组合，其一是在实施财政整顿的同时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向经济注入流动性，将利率降至零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这里的一个问题是，银行体系能否有效传递中央银行的政策导向，即银行是否能够积极为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信贷支持？从危机以来欧美的情况看，状况不太好，银行的行为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政策制定者的期望。
　　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上述观点和政策主张都有其道理，但不论如何，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然涉及到财政能不能扩大支出、银行能不能更多地提供信贷支持的问题，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在上述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可能还要思考并补充一些相关的认识和研究，要考虑银行的行为及其激励问题，而这一点过去并不为大家所重视。

　　央行的政策模型：需考虑商业银行的行为及激励因素

　　日报：银行为什么不能有效传递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中国的经验、教训能有哪些启示？
　　周小川：这是因为银行体系面临着四大问题：一是银行资产质量问题，银行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二是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导致资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银行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持信贷扩张。三是监管措施在危机期间出现收紧，人们希望监管政策是逆周期的，但事实上经常出现顺周期的情况。四是融资问题，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受危机影响都很不活跃，限制了银行的融资能力，例如欧元区的银行间市场就出现了跨国流动性不足。
　　在上述“增长—财政—银行”三连环恶性循环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够做些什么呢？传统上，央行货币政策的数学模型中不考虑金融部门。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业、居民部门，但却没有金融市场和银行部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我们简单地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通过银行体系自动且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的企业和居民部门。但在这次危机中，美国采取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后，却发现银行部门没有充分传导，欧洲也出现了这种状况。这可能说明应重新考虑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将金融部门行为纳入到央行的货币政策模型中去。有些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需要考虑对银行体系给出激励机制。
　　日报：你说的这种激励机制有哪些内容？在中国过去的改革中是否有过应用？
　　周小川：首先，当前大家重点关注的方法是向弱的银行注资。但并非表现消极的银行都是因为资本不足。有的银行是愿意扩大信贷的，但资本不支持，对这类银行注资是有用的；也有的银行是受有毒可疑资产的困扰，即使进行注资也不能马上修复，可能需对其实施有毒资产剥离，从而使其轻装上阵，会更有效。中国曾经历过这种状况。
　　其次，银行业的利差大小对信贷积极性是有激励作用的，这要看有无调节利差的手段。过去，主流观点是不支持央行调控利差的，但近来欧央行的LTRO似包含这种激励。
　　再有，零利率会鼓励银行囤积现金，因为资金来源是近乎零成本的，现金囤积有助于银行应对风险，而不一定要贷出去。经济学界一直都对流动性陷阱和零下界利率有不少讨论。是否应该避免出现零利率？即在利率下降到较低水平时(比如2%)，就切换到数量宽松政策，而不是降到零利率后再去搞数量宽松，那时可能就为时已晚了。
　　总之，这次危机会带来不少新挑战、新课题，需要研究银行体系在特殊情况下的行为和响应方式。
　　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部分亚洲国家银行业曾面临类似的困境。当时，也存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银行“技术性破产”等一系列问题。

　　欧债危机的一个启示：政府债务宜集中于国内

　　日报：激励机制设计的思维框架是否也能引用到对于欧债危机的解救之中？是否可以用来推动一个国家的“债务自律”？
　　周小川：许多国家认识到必须进行财政整顿，但公众却存在抵触情绪，所以就存在冲突。那么如何能有助于国内形成共识去勇渡难关呢？
　　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公共债务占GDP比率，同时这些经济体的内债和外债所占比例也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债务都是本国居民购买，而希腊国债的外国投资者比重很高。这些国家面对的难点是不同的。如果债务以本国持有为主，虽然问题严重，但收入分配基本限于国内公众或国内的代际之间，自己人之间形成共识会相对容易一些，道德风险小一些，不会给全球经济造成太大风险。这样做也有利于形成公共债务的定价机制。
　　另一考虑是可以促进政策选择的共识机制。除了债务的多少，还有消化债务的时间表，如果一部分人认为当前不能过度紧缩而要中期实现紧缩和整顿，就要在国内促成共识，拿出保证或质押。而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实施财政整顿政策，另一方面公众却走上大街向外国势力抗议。
　　再有是外国投资者很难对别国政府的借债行为予以有效约束，这既是因为信息不足，也是因为外国投资者难以去约束主权国政府行为。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但现阶段国际组织介入可能为时偏晚，如在最初介入会较为有利。
　　从上述分析出发，主权债务存在不少道德风险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也看到不同国家形成官民共识的程度不同，复苏的历程不同。从国际角度看，还发生过很多次债务危机，比如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值得做深入比较和归纳。
　　日报：但是，如将债务主要限于国内市场，国际投资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周小川：如果能倒回到高债务以前的原点，即从“事前”的角度去再设计，肯定能有不少办法。这不单纯是“事后诸葛亮”，它对以后的机制设计会是有用的。从“事中”的角度看，人们仍可做一些转换式的重组，使相当一部分外国居民(含银行、企业)持有的国债转换为由本国居民持有或国际组织持有，从而有助于促进国内共识和减少道德风险。
　　国际投资者最好先向国际组织投资，再由国际组织间接投资于别国主权债。还可以建立一个共同投资机制，即部分投资由国际组织进行，另一部分投资由国际投资者会同国际组织一并投资，比如EFSF就有这种设计。理论上，国际组织有较多影响主权国行为的能力，可设立借债条件。
　　当然，对于欧元区来说，由于采用单一货币，较难区分国内和国际债权人的身份。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果发债主体为省、市政府，而买债者大量都是外地人，就也会出现债务缺乏约束、定价机制失效以及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如果能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地方债应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因为当地居民会有更丰富的信息并去关心本地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从而决定是否支持地方政府发债，这样就构成了对当地政府债务的约束。有些设想在过去是技术上不可行的，但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了，有可能行得通。
　　这也涉及到激励机制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对此做过研究，比如拉丰(Jean-Jacuqes Laffont)和赫维茨(Leonid Hurwicz)等，激励机制是解决体制问题的一个有益的角度。

　　温州金融改革：减少管制，允许试错

　　日报： 3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4月9日、10日，你到温州调研。温州的金融生态非常特殊，大家已经关注了很多年，为什么到现在才可能有这样的改革和突破？难道还是只有危机才能推动改革？改革是不是来得太晚了？
　　周小川：其实这次去温州主要不是调研，而是去启动改革。调研工作，在方案公布之前就已经初步告一段落。国务院做出决定后，我们这次去温州，主要是把改革的初始内容布置清楚，同时也听听浙江省和温州市的各个工作组的看法。
　　温州经济有一个特点，大概有上百万本地人在海外和外地经商务工，因此资金来源丰富，金融媒介的需求比较大，传统金融服务不太跟得上。从温州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数量占比看，在全国其实已经是比较高的了，但由于涉及地区外经营，资金需求也更大。总体而言，温州的民间金融比较活跃，对正规金融起到某种补充作用。但也有的民间金融搞非法集资、搞投机活动，甚至放高利贷，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们希望民间金融能走上相对规范、健康的道路。
　　现在启动温州金融改革，和去年8、9月温州企业的困难有一定关系。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是正常的，但去年发生得比较集中，报道也比较多，国务院领导前去温州考察，了解当地情况，同意温州搞金融试点。最后定下来的方案，强调温州的金融资源比较丰富这个特点，并配合民营经济“新36条”的实施，对民间资本办金融要给予更大的自由度。当然，还是要在加强监督管理的前提下扩大自由度。
　　有的改革要从全局来抓，例如利率、汇率方面的改革不可能由一个地方试点，要做就大家都做了，否则套利机会太显著了。另外一些改革，是要发挥基层的创造力，探索经验，即使个别事做错了也没有关系，都是局部的。　　上世纪90年代，也有做民间金融的，有的做得还不错，但是后来出事率很高，就有观点认为民营资本不能干金融。我看不能仅从这个经历来看，当时会计制度、贷款分类制度都不到位，公司治理的概念刚刚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机构出了问题，这是转轨的代价。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必须做好制度、规则和标准的基础建设，若基础建设没做好，不管什么所有制，都会出问题。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我国的金融制度改革逐步跟上来了，公司治理、会计标准等也提高了，会计上有了“四项计提”，后又实行“八项计提”；贷款的五级分类制度也开始推行。此外，银行改革和公司治理也都开始次第推进。有了这些基础，机构出事的概率会明显减少。
　　日报：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中央定的调子是：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一方面要减少管制，另一方面还得保证金融稳定，如何处理这个矛盾？
　　周小川：总的说是从多方面维护金融稳定。我们也点出了担心的要点，即关联交易问题，过去发生过新疆德隆等类似的案例。民营成分更多地进入金融机构，而他们在当地的亲戚朋友等家族纽带比别的地方更强，如果搞关联交易，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也是监管的重点。民营资本去搞金融服务业，要把它当作一个事业、一个企业去做，不要琢磨着为亲戚朋友办私事，办私事出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至于说还可能出什么问题，很多事情，事先不见得都能想象到。
　　日报：但如果有大胆一点的金融创新的话，可能会出一些问题。人们总会担忧，这会不会影响改革试点？
　　周小川：如果你办了一些小型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要是办失败了怎么办？这也应有退出的规范，试点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些探索。同时也强调，试点的大部分金融活动是不涉及吸收公众存款的。如果吸收公众存款，不管涉及到多大的面，一定要有监管，要有存款保险。存款保险一直在准备，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十二五”规划都有相关内容，会择机推进并实施。
　　日报：目前主要还是通过降低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等既定机制的门槛来推动温州金融改革，有没有可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
　　周小川：这是可以的，是有余地的。名字不太关键，你要办银行，无非是大型银行、中型银行、小型社区类银行、信用社等种类，关键要看内容，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日报：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温州试点实际上是个由头，很多措施今后将不限于温州？
　　周小川：国务院颁布了支持民营进入服务业的“新36条”，在实际执行中，很多行业对民营资本的门是打开了，但实际上还有“玻璃门”、“弹簧门”。“新36条”的实施方案还在制定中，这也是国务院今年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会抓紧出台。在这个背景下，温州金融改革有更全局的意义。因为金融比较敏感，除了真正把正门打开，还得积累经验。所以让温州先走一步，看能不能有所创新并积累经验，但事先也不能过于乐观。

　　地方债务与融资平台风险：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日报：今年2月份，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到了1.74%，3月末则达到了1.99%，虽然并不算太高，但去年8月份还不到1%，上升的幅度令人担心；甚至会让人担心这种变化是全国情况的一个缩影或对未来的预演。你怎么看？
　　周小川：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有些地方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也是正常的，这个数据尚不算高，但一定要引起高度警惕。不良贷款率这类指标周期性很强，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破产的很少，还不起钱的很少，评级公司的评级也是顺周期的，但一进入下行周期风险就集中暴露出来了。数据上往往有这种顺周期现象，大家事先应该有心理准备，特别是当风险相互传染时，不良贷款比率的波动会比较大。
　　与这个问题相对应的是在技术上对不良贷款的识别是否足够稳健，需要尽量减少顺周期性的放大作用。同时要看银行的拨备怎么样，不良贷款率高了，拨备也应相应提高，这样就做了必要的准备。
　　日报：你是说银行已经有拨备了，似应核销掉损失，不良率就下来了。
　　周小川：我们很强调拨备，现在拨备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这里有很多具体技术问题，比如《破产法》执行的力度和效果。如果发生了贷款损失，但法律程序没走完，银行一时核销不了，其实银行可能已经计提足额拨备，准备好承担并消化这块损失了。如果《破产法》的效率不高，这个坏账就必须先“趴”在不良贷款中，拨备也只能“趴”在那儿，核销不了。因此《破产法》的执行效率是重要的。
　　日报：现在市场比较关心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积累了一堆债务，大家都在吸取教训，而中国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积累了类似的风险。有人担心中国银行业可能会出现第二轮不良资产风暴，你怎么看这个风险？
　　周小川：地方融资平台需要具体分析。首先，经过这轮银行改革，很多银行变得聪明了，不会简单地给地方政府或者特别是没有足够保证的特殊目的机构(SPV)贷款。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的融资平台贷款，银行都拿到了明确的保证文件或抵押品。当然，也有不少有问题的平台贷款。
　　可能出现问题的领域在哪里呢？按照《担保法》，地方政府是不能够做担保的，但是地方政府有一些部门有一定权力和渠道，比如交通部门对公路收费的定价是可以作保证的。类似地，其他地方政府的部门也各有渠道。
　　具体操作中，融资平台内容各不相同，每家银行做的可能都不一样，每个项目做的也不一样。其中，有的融资平台实力很雄厚，有的融资平台可能确实是空壳，需要进行详细分析，要有一个理顺过程。到底地方政府的市政类项目允许不允许融资？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公用设施，是只能用已有的收入来做，还是可以借钱做并用将来的收入偿还？制度上需要明确，工具上也需要明确。
　　日报：如果地方政府不能融资，城镇化进程是否会受到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可能会更加紧张。
　　周小川：这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问题。欧洲的一些老城市就没有这个问题，这些城市已经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新建项目每年也会有一点，但是投入有限，当年的收入可够用来支持。但中国城镇化速度非常快，新建项目的需求很大，当前财政收入尚不多，积累也很有限，但看起来未来会有很多的收益，所以就会考虑能不能够通过时间轴的平移安排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融资工具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问题。
　　另外，现有的这些融资应该做分类处理。做得不合规的、存在潜在风险的，该提拨备的现在就提，提完了再看风险承受能力怎么样，各家银行要算自己的账。
　　这里有一个问题，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中有一部分明显是财政性的，恐怕地方财政是要认账的。这意味着，这一部分是要加到地方政府财政债务里的。这需要划清楚界限，当然，划清楚也要花点时间。
　　日报：如没人认账，会是什么样的风险？
　　周小川：对于具体项目，抵押品不一样，保证不一样，银行手里拿到的承诺文件不一样，导致具体的风险也不一样。总之，一是高度警惕，严格纪律；二是开正门，堵邪门；三是加强监管，足额拨备；四是区别对待，争取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