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夏收季节，合肥市如往年一样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禁烧战役”：３３个一级管理网格、４５９个二级管理网格和６６６２个三级管理网格，各级网络化管理体系实行２４小时驻守；统一着装的民兵应急队；大街小巷的禁烧宣传条幅；无人机全天候监控，等等。
在全国面临秸秆焚烧污染的困境之时，合肥市依靠死看硬守的工作方式，秸秆焚烧现象大幅减小，在2010年5月10日至2011年6月25日的重点禁烧期间，城区空气质量仅一天出现轻微污染天气，其余全部为优良天气。但是，《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只堵不疏”的禁烧工作已走入瓶颈期，秸秆回收利用面临着多重困境，近日仍有出现雨前抢烧秸秆现象。那么，每年政府投入巨大的物力人力，又有诸多秸秆回收利用技术，为什么效果却不佳呢？
专家表示，禁烧秸秆，禁只能解决眼前，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疏比禁效果更好，更长远，更有利于农民、企业和生态环境。
无人机全天候监控 农户“铤而走险”抢烧秸秆
每到夏收季节，露天秸秆焚烧问题便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烟锁城市”的情况不仅污染空气，甚至影响到飞机飞行。合肥市也不例外，每年政府都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秸秆禁烧工作，今年合肥市禁烧工作从5月15日起全面启动，共33个乡镇被列为重点禁烧区域，重点禁烧区乡镇（街道）、村（居）、组三级网络化管理体系实行24小时驻守，并且有4架高性能无人驾驶飞机全天候监控，通过拍摄地面情况，进行监测、反映实地状况。
在这种死看硬守的禁烧环境之中，今年夏收以来，合肥市重点禁烧区域内没有发现露天焚烧秸秆现象。但是，在非重点禁烧区域，秸秆焚烧现象却不鲜见。
2012年5月24日，在肥东县众兴乡高速公路服务区，《经济参考报》记者看见附近田地中有白烟升起，驱车走近一看，是有农民在焚烧秸秆，空气中可以闻到烟火的味道，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附近曾多次出现秸秆焚烧现象。为此，《经济参考报》记者拨打了肥东县农委主任李定国的电话，他告诉记者，众兴乡是非重点禁烧区域，农民没有补贴可以拿，所以很气愤，禁烧的沟通工作不好做。而且，工作人员多集中在重点禁烧区域。
据业内人士分析，死看硬守的禁烧方式非常消耗人力物力，因此合肥市每年的禁烧工作只能集中在城郊的重点禁烧区域。这种堵的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秸秆焚烧问题，但却也给农民带来了秸秆处理的难题。
肥西县严店乡是33个重点禁烧区域之一，类似于“秸秆只要利用好，增加收入又环保”的宣传条幅随处可见，播放着禁烧规定及政策的宣传车在乡镇道路上来回走动。李大姐是严店乡合铜路边天为超市的老板，她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现在政府抓得紧，都不敢烧了。听说企业回收的事情了，可是我们都没有见到。”据记者观察，合铜公路两边的田地里，仍有很多秸秆搁置在地中，其中一部分是被粉碎了，记者又绕着周边农户走了一圈，看见多数农户的门口都堆积着秸秆。
在肥西县非重点禁烧区域的高刘镇五星村，记者遇见正在地里收割油菜的孙东胜，他告诉记者，由于秸秆太难处理，今年他只种了4分地油菜。“现在秸秆禁烧，我们只能把秸秆放在田里沤着。”孙东升为此直犯愁，“就算撒上政府发的腐蚀剂，完全沤烂也要等上1个多月，到那时早过了水稻下秧的时间。”五星村村民王大姐告诉记者，“政府一天到晚就知道宣传禁烧，不烧我们能怎么办，总不能堆在田里影响插秧吧。今年我干脆不种了，我们这好多人家都不种，都出去打工了。”
秸秆回收：成本高利润低 企业入不敷出
据了解，目前合肥市农作物秸秆处理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企业回收，，用于做燃料发电、肥料、建筑板材等多种方法；第二种是在田地里进行秸秆粉碎，加上腐蚀剂做肥料；第三种方法，便是农民运回家，自行处理，但不能焚烧。
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再用作柴禾的秸秆成了农民的难题。运回家要人力物力，可是在田地里粉碎做粉料，一方面到了插秧时期，秸秆不能完全腐化，影响秧苗成长，并易割伤人手；另一方面在犁地时要要求机手进行深耕，又是一项开支。所以，对于农民来讲，企业回收利用目前成了最省事省钱的办法。
但《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合肥市农作物的秸秆多，而进行回收的企业少。以肥西县为例，肥西县农委胡本锁主任向我们介绍，肥西县全县约80万亩农作物，重点禁烧区域21万亩左右，今年只跟庐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4万亩收购协议，其他便是一些小型收购企业在小量收购。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农作物的秸秆只能粉碎还田，或者农民自行处理。
据庐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下文称庐江凯迪）副总李炜解释，今年原本打算和肥西签订10万亩地的收购协议，但根据实地考察结果，合肥地处半丘陵地带，田埂多且高，机械运作困难；有的地方交通不方便，道路狭窄，机械根本进不去田地。并且，捡拾打包机、搂草机等机器作业时，需要土地单块面积大于20亩，才能正常运作。因此，最后企业只和肥西县签订了4万亩的收购协议。
目前多数企业在回收秸秆时，“从地头到厂里”的收购成本过高是个大难题。收购成本主要由机器投入、人力成本和运输成本几方面组成。就凯迪公司来讲，一组回收机器包括两台捡拾打包机、一台搂草机、一台捡包机，共花费160万，今年共采购十组，共花费1600万，可根本不够用，但公司又没有资金进行投入。而农作物秸秆体积大密度小，占地方，运输成本高，加上农作物分散区域广，成熟时间不同，又提高了运输成本。另外，因为地势复杂，很多时候机器无法进入田间，多数企业只能雇人进行打捆、搬运，人力成本逐年见涨。正是因为这三个因素，一些致力于回收秸秆的企业往往因入不敷出而停产。
2005年，一家叫做安徽康拜的企业来到合肥，注册资本4500万元，在经开区启动了300亩康拜工业园项目专营秸秆回收，用于制作环保板材，然而，2009年康拜公司突然宣布停产。康拜公司的一合作方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情绪有些激动，说：“企业收购秸秆成本太大，远远高于常规木头原料，没有利润可言，补贴又见不到。政府每年投入那么多钱，都去哪儿了？”
在康拜停产之后，合肥鹏远住宅工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租赁了康拜工业园区，主要把收购的秸秆用于环保建材制造。公司总经理鲁璐表示，公司的秸秆收购工作同样寸步难行，收购成本高达500元每吨，高于竹丝等其他常规原料。因为秸秆不是一年四季有，一年只能拿到1000吨，而目前公司一条生产线一年按8小时运作，就需要1万吨原料。
今年刚成立的安徽军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先科有着同样的苦恼，他说，我们公司主要在丰乐镇回收秸秆用于有机肥制造，但目前公司主要依靠人力打捆、搬运，回收成本太高，高于鸡粪牛粪等其他原料成本，而且一天打包不到两百亩，一季也才七千多亩，基本见不到利润。
政府投入大效果小 昭显背后利益博弈
在合肥市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会议上，合肥市农委主任何杰介绍，合肥市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县区财政配套1750元，每个乡镇投入50－80万元，用于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共建立33个一级管理网格、459个二级管理网格和6662个三级管理网格。
按规定，企业收购重点禁烧区油菜秸秆，获得50元每吨的补助。重点禁烧区农户的油菜秸秆离田、小麦秸秆机械粉碎旋耕还田可获20元每亩的补助。各个县会可根据财政情况适当提高，比如肥西县严店乡则将农民补助提升到40元每亩。合肥市禁烧办强调因为经费紧张，补助只是针对重点禁烧区域。
但是，5月19日，合肥市农委主任何杰在暗访重点禁烧区严店乡时，东南村晓钟村民组的当地农民却反映，几年来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秸秆离田补助。
农民的补贴发放在程序执行上存在漏洞，那么企业补贴发放情况呢？
合肥鹏远住宅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鲁璐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两年来公司没有拿到政府一分钱补助。军生科技的董事长王先科说自己成立公司前，做了多年的小规模收购，也没有收到过政府补助。当记者就此事向合肥市农委咨询时，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的收购补贴，只针对收购油菜秸秆的企业，并且是要在重点禁烧区域收购的企业，两个要素缺一不可，所以没有拿到补助的企业因为收购的是小麦秸秆。
采访中记者发现，多数企业表示不知道该如何申请收购补贴。
为此，《经济参考报》记者询问了合肥市禁烧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申报程序是：首先要田地所在乡镇提供证明，然后企业提供入库清单或者销售发票，还要向县里申报，县里核实后，报到市里，市里会再进行核查，最后由市县共同承担这部分费用。
一位企业负责人打趣说道，“我才不愿意去签这个合同，关卡重重，到最后钱拿不到，过程中还要受他们（政府）硬性催促，何苦呢？不过我承认，很多企业答应了秸秆回收，可是发现利润微薄甚至亏本后，就不再进行回收了。”
庐江凯迪副总李炜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市农委何杰主任给了他一个口头承诺，15天内若是能收完4万亩秸秆，便给企业10万元奖励，“听起来很多，但目前秸秆回收成本近300元每吨，其他杂草只要两百多，因此平摊下来，每吨回收成本只降低10元，还是大于其他常规原料的成本。当然，已经比没有好了呢。”
业内人士跟《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这么一笔账，“以肥西县为例，县财政今年投入600万元左右，各乡镇总体1000万元左右，加上市里补贴，肥西县共计投入2000万元左右资金。就算给21万亩重点禁烧区的农作物全部以40元的高标准离田补贴，也就花费840万元，更何况，很多区域的补贴费只有20元，而且还无法正常发放。民兵应急队需要统一着装，各个监管人还要发放劳务补助，政府的财政投入基本用在禁烧的人力物力之上了。”
他认为这是一场农民、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农民需要增收，不愿意耽搁插秧时间，企业需要利润，不可能长时间入不敷出。但是，目前政府想要政绩，所以禁大于疏，对农民与企业并没有起到示范引导的作用。
农作物秸秆处理 路在何方
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道路上，各地政府提出过很多办法，比如优化产业结构，少种油麦多种瓜果，从根源上减少秸秆的生成；或者提倡将秸秆编草绳，促进农民自主进行回收利用；或者改变种植方式，用播种子代替插秧苗，以不受秸秆粉碎还田的影响。
但专家认为，这些都不是解决秸秆处理的最终办法。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马友华教授说，由于安徽是农业大省，必须有一定的粮食生产量，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只适合在城市周边的城郊处实行，以确保环境，但在远郊等地区，仍要保证粮食的生产量；编草绳的处理方法，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收入低，因此不具有普适性。而改变种植方式要依赖技术的进步，因为从目前来看，插秧的方式会比直接播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产量，肥西县严店乡副乡长王玉林根据实际经验也认为目前只能以插秧方式为主。
马友华教授曾参与了安徽省十二五期间秸秆利用规划项目，他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方专家的综合研究之下，未来农作物秸秆的去向主要有四个方面：肥料化、材料化、能源化、基资化。肥料化是指将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用作肥料；材料化、能源化、基资化是指通过企业回收，利用科技将其转化成建筑板材、发电、或作食用菌等用途。但肥料化会对秧苗发育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通过企业回收进行材料化、能源化、基资化是未来秸秆处理的出路，“必须要企业回收形成产业化，可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政府补贴的钱数有限；而且这有限的资金又无法惠及到大部分的企业。”
任何农作物秸秆的处理方法，都涉及到成本问题。比如，秸秆还田、生产饲料、用来发电等等看起来很美的循环利用方法。但如果产生的效益比付出的成本还低，企业根本运转不下去。
那么这效益与成本的差额，应该由谁来承担？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农机方向的王为教授向我们介绍，农业机械与普通机械不同，不同的地方因农田结构、农民种植习惯、土质情况的不同，农业机械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比如，秸秆回收中需要使用的捡包机，究竟设计成能捡拾4个秸秆捆包还是8个，这都需要根据具体地方的农田结构进行设计。他认为，这些机器的设计、改进都需要大量的钱，没有政府的扶持，企业从起步到正常运行是很困难的。
马友华感叹道，“比如电厂，利用农作物秸秆发电成本是远高于火力发电的。在欧美国家，政府都会给相应补贴，确保这些绿色发电的厂子有利润可收，才能正常运作下去。”他认为，政府担心有企业套取资金是正常的，但不能因为监管不力就不扶持，“现在，每年政府投入几千万用在禁烧的监管上。为什么不从长远利益出发，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把钱用在扶持回收企业之上，或者农业技术的研发之上呢？”
采访过程中，秸秆回收企业纷纷表示，希望获得政府政策上的引导和一定的经济扶持，让企业能逐渐走向产业化，慢慢把成本收回来。今年刚投入秸秆回收的李炜憧憬着未来，“如果获得一定支持，我希望以后能采购固定打包机，在农户家设点，油菜秸秆再回收的难题也能解决了。如果企业不亏本了，还能给农民一定补偿，比如100元每吨，真正让利于民，做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