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重庆移动原董事长沈长富“父子受贿案”后，最近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父子又被查处。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受贿父子兵”现象频发令人忧。

　　老子“招呼”　儿子“捞钱”

　　“我就想趁在位的时候，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别人协调生意，让侯彧从中收取点好处费，希望他以后能过得好点。”被捕后，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坦言，原本想给儿子铺一条“阳光大道”，没想到却把他送进牢狱。
　　在担任国企董事长之前，侯行知曾任重庆市经委副主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作为一名正厅级干部，与他结交并非易事。于是，一些请托人开始迂回拉拢他的儿子侯彧——一个混迹社会、不务正业的闲人。
　　“送钱给侯彧，就等于是送给侯行知。”这是该案中诸多行贿者说过的话。不管是承接工程、招揽生意还是人事调动，只要侯彧表示愿帮忙，请托的事情就成功了大半。这诱导侯彧不断利用“父爱”帮助他人“做生意”，自己从中收取好处费。
　　2008年5月一个晚上，侯彧对正在客厅看电视的老爸说，能不能帮其朋友冯浩(另案处理)做点有“优惠条件”的精煤业务，并表示冯浩可以分点利润给侯彧。侯行知听后答应帮儿子“打个招呼”。随后，能投集团下属的两家国有煤矿与冯浩签订购销合同，并违反企业规定在供货量、付款方式等给予“优惠”。作为回报，冯浩很“够朋友”，先后给侯彧182万余元的“利润分成”。
　　像这种一个“招呼”就能赚大钱的“无本买卖”，侯行知父子干了不少。在“掌权”期间，侯行知遇朋友交际应酬，常带儿子一起出场，心领神会的侯彧事后便去找叔叔伯伯承揽生意，甚至父子二人有时一起去收“贿金”，在贪腐之路上越走越远。

　　联手提拔“带病干部”

　　“老爸，关照南桐矿业的吴晓波”——在2011年2月重庆能投集团研究人事问题的党委会上，侯行知收到儿子侯彧发来的提醒短信。侯彧受人之托、插手干部提拔，成为暴露侯氏父子贪腐行为的导火索。
　　2010年9月，重庆能投集团下属一家矿业公司要选拔一名副总经理。作为该职位候选对象之一的吴晓波(另案处理)知道，提拔的话语权掌握在侯氏父子手中，于是找到侯彧帮忙。作为“敲门砖”，吴晓波安排南桐矿业的钻头供应商以支付代理费的方式送给侯彧31万元，侯彧随后便答应吴晓波回去跟父亲“说一下”。
　　但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吴晓波在民主推荐中排名第二，与第一名成绩差距较大，侯行知没能帮上忙，但为了安抚他，承诺让其“等下次”。
　　2011年2月，吴晓波所在的矿业公司再次选拔一名副总经理，随后在能投集团开党委会研究该人选时，侯行知收到一条儿子提醒短信。这次为兑现“承诺”，确保不出差错，侯行知主动表态同意将吴晓波提任为南桐矿业副总经理。
　　不到半年，吴晓波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调查，一查就查到侯彧。2011年8月，侯彧被正式批捕。
　　儿子被抓，老子心惊。侯行知感觉事态严重，开始向老板们退还赃款，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法网恢恢，已年过60岁的侯行知在一个多月后也被批捕。近日，父子二人分别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8年。

　　国企高管权力监督薄弱

　　“老子当高管、儿子当掮客”，这一腐败现象暴露了国企高管权力监督的薄弱。侯行知坦言，大型国企董事长的权力大、监督弱，在项目合作、物资采购、兼并重组、干部任免等方面拥有话语权，暗箱操作空间较大，可以借此“交朋友”，将权力“期权化”。
　　前几年，侯彧想买车，侯行知就给一位老板“朋友”打电话“提示”，原因是他曾为该老板兼并改制国企“提供巨大帮助”，对方心知肚明，马上给侯彧的银行账户转款40万元。
　　经法院认定，侯行知收受625万余元受贿款，在其涉及的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协调上市指标、工程项目承接、延长企业用电优惠、购买煤炭、干涉人事提拔等14项犯罪事实中，经其儿子侯彧“牵线搭桥”的有6项、涉及受贿金额达374万余元。
　　对此，侯行知表示，他并不完全清楚侯彧究竟在外面收了多少钱，侯彧也没有把受贿所得交给他，都是由侯彧自己支配使用。“但主要责任还在我，侯彧的沦落不过是对我的另一种惩罚而已。”
　　重庆司法界有关人士表示，“受贿父子兵”现象显示，在一些行业或领域，权力垄断化、个人化、期权化问题突出，国企内外部监督存在问题，导致少数高管将手中公权变成家族私权，通过家人“变现”谋取非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