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不足10个工作人员的草根NGO组织，连续三年对中资上市银行大佬们进行绿色信贷打分。这注定是一场蚂蚁与大象间的较量。
但令人欣喜的是，改变正在发生：由不情愿到半推半就，今天银行大佬们身上的绿色着色渐浓，绿色金融也向着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要力量的方向进步。
银行绿色排行榜再出炉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这天，一份扎实稳健的民间调查报告再度出炉，成为国内NGO世界环境日的一场重头戏。这份名为《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2011）》的调查报告是由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以下简称绿色流域）联合7家民间NGO共同发布的。这也是该报告2009年首次诞生以来，连续三年公开发布的第三份同题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的形成历时一年，整体评估了国内16家上市银行的绿色信贷情况，并对之进行排名。结果兴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在环境表现方面名列三甲，光大银行则排名垫底。
“中资上市银行的环境表现有所进步，但仍然不甚理想。”报告直言不讳。与2009年首份《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2009）》相比，今年被评估银行增加了2家。此外，今年对入选银行绿色信贷的评分标准更趋细致，共细分了11项指标，包括涉及环境信息披露、制定环境相关政策、“两高”（高污染和高能耗）贷款情况、环保贷款情况、加入国际环保准则、对同行和客户的倡导和海外投资等。
“与去年评估相比，我们移除了两项指标，即受到社会认可、社会捐赠情况。”绿色流域创办人于晓刚表示，之所以做出这个调整，是因为目前银行普遍热衷于扶贫、救灾等“绿色”公关活动，而且一些纸媒为了吸引银行刊登广告，会给“大金主”银行评奖。因此这两项指标不仅不能准确反映银行履行绿色信贷的职责，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评估难度。
作为学者，今年年逾花甲的于晓刚温文尔雅；但在环保领域，他有时更像一个犀利的斗士。2006年，他曾获得被誉为“绿色诺贝尔”的“戈德曼环境奖”。2009年，再次获得被誉为“亚洲诺贝尔”之称的“麦格赛赛奖”。
于晓刚自己形容这份来之不易的调查报告，仅仅只是一份“温和”的报告。“我们并没有辛辣的言语问责，而是面向媒体、公众和银行，呈现我们调查到的信息和数据，以事实说话，督促银行在姿态、对话、行动上的改变。”
调查监督困难重重
2002年起，长期关注流域管理的绿色流域开始留意：在一些造成流域污染的企业背后，隐隐绰绰有着银行的身影。
2003年6月，由于充分认识到绿色金融对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国际10家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联合提出了《赤道原则》（EquatorPrinciples），率先提出项目融资必须“确保所融资项目按照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发展，并体现健全的环境管理实践”理念，并约定仅会为符合原则的项目提供贷款。
到2011年底，全球已约有71家银行加入了《赤道原则》。
也是从2006年开始，于晓刚着手翻译一些国际绿色银行资料，并针对国内NGO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绿色信贷培训。据统计，当时参与培训的NGO达到200多家。这些培训为下一步与银行大佬的对话做好了专业知识准备。
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和控制高污染行业贷款风险的通知》。《通知》首次在国内提出了“利用信贷手段保护环境”的观念，明确提出“对未通过环评审批或环保设施验收的项目，不得新增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等一系列要求。这意味着我国银行业也开始建立绿色金融理念。
“2008年，对我国银行业转型是个坎，以前多只注重投资回报，较少关注贷款项目所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这一次，银行业绿色金融落实得究竟如何？”绿色流域称，基于这一想法，绿色流域联合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国内8家NGO一起对国内上市银行的绿色信贷情况进行监督和调查。
2009年4月，国内9家NGO联合、由绿色流域执行完成的《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2009）》正式发布。“由于目前银行信息披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研究评价的准确性必然受到影响”，在厚厚的一本《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发布时，项目研究小组承认，这份调查报告存在一定缺陷和局限性。
事实上，对项目研究小组成员而言，在涉及银行业的10多项调查标准中，每一个调查数据的取得都相当艰难。除广泛查阅各家银行对外公布与披露的信息，比如各银行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年报及相关报告，各银行网站的相关信息以及国内外媒体公开报道的相关信息外，最通常使用的方式是直接向银行发放调查问卷。
然而获取的有效信息也相当有限。2011年，绿色流域向16家中资上市银行发放问卷调查，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调查对象进行评估。最终仅有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兴业银行3家银行对问卷进行反馈。2010年，绿色流域向14家银行投放问卷，也仅仅收到了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反馈的问卷，中国银行和中信银行提供了部分资料，其他9家银行杳无音讯。
三年间，绿色流域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银行绿色信贷信息寥寥无几。多数银行对于绿色流域的问卷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于晓刚、陈渝等人早就习惯银行这种高傲的姿态。“我们每年不可能把所有信息弄到，但会竭尽全力让银行披露一些信息。”于晓刚称。
舆论倒逼效应渐现
以微弱的民间NGO力量，去追查、监督资本雄厚的商业银行绿色踪迹，绿色流域一早就有长期打“硬仗”的心理准备。
“在国际上，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老百姓只要给银行去信，银行都会认真做好信息反馈工作。在中国，你要的没有，你能看到的，只是对方想给你看的。”于晓刚认为，“我国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才刚起步，主动披露的信息非常有限，一些关键信息，尤其是公众所关心的具体项目在环境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负面信息，都极可能被隐藏。”
2011年8月，云南省陆良县发生铬渣污染事件，绿色流域为了追查银行是否负有责任，向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云南省银监局和云南省环保厅提出了政务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为肇事企业及其关联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信息及贷款情况等。但三家机构分别以“涉及企业商业秘密”、“技术障碍”等理由拒绝披露信息。
绿色流域项目官员陈渝认为，各大商业银行之所以不愿意向民间NGO披露信息，主要原因在于银行作为商业金融机构，认为这些信息涉及商业秘密，是与客户之间的商业合同，不适宜公开。
各大银行对信息的公开是如此讳莫如深，因此11项评估指标中，信息披露被设为第一环节，相当于一个筛子或者门票，于晓刚生动地形容。如果银行在第一环节不过关，以后的评选环节越发困难，相应的得分也会越低。
2008年，绿色流域等9家NGO还与《经济观察报》一起，共同设立了国内首个关于绿色银行和绿色金融的奖项———“中国绿色银行创新奖”，以此鼓励先进银行更多披露信息。2010年，绿色流域等NGO与《经济观察报》再次增设“环境信息披露奖”，以促进银行环境信息披露积极性和提高披露质量。
银行大佬开始进步
“银行可以不理会我们，但不可以忽视公众、媒体的反应。”一连三年，由于绿色流域和其它NGO的不懈努力，以及每一次《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调查报告发布后媒体跟进的现实舆论压力，让各大银行由最初高高在上的置若罔闻，到不得不渐渐放下身段倾听。
2010年，深圳发展银行没有披露环境信息，其它指标的表现也让人大失所望，因此排名倒数第一。此后，该行连续两年拒收《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报告。然而，在2011年调查中，深圳发展银行态度发生转变，在信息披露方面有很大进步，排名从最后一位上升至第4位，在各银行中上升幅度最大。深圳发展银行与此前对环境信息零披露、对公众问责反应冷淡甚至抵触的情况相比，深圳发展银行在去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用了较大篇幅介绍银行环境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今年5月，陈渝还欣喜地发现，这期调查报告发布后，中国工商银行、宁波银行等都相继打来电话、发来邮件，表示欢迎绿色流域以后跟他们沟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银行姿态发生转变，”绿色流域项目官员陈渝表示，“尽管目前调查还存在各种障碍，但我们希望调查并公布银行业绿色信贷实施状况，能最终推动国内银行绿色信贷进步，使其真正转变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