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发表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战略家、前美国外交官布赖恩·克莱宁一篇题为《全球封建主义时代露头》的文章指出：“如今，工业化国家正面临着近百年来最大的经济威胁：麻烦的中产阶级正在失去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购买力。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扭转，过不了多久，也许就在2012年，中产阶级将会破产，一百年来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也将逐渐停止。”
　　综观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由扩大到萎缩的变化史，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实体经济发展是中产阶级(层)壮大的根基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层)壮大都集中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时期。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所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陷入危机和日益萎缩。日本白波濑佐和子教授在《正在没落的中产阶级》一文中指出：“2008年雷曼公司破产引起(全球)金融危机，随后又爆发欧债危机，宏观经济变数丛生，受此影响，发达国家近年来普遍出现日益明显的‘中产阶级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主要发达国家，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恶性膨胀，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中产阶级丧失了继续发展和壮大的根基。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全球外汇基金和金融衍生品全年交易额合计达到3259万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世界GDP的67倍。“但是，财富主要集中少数富豪之手。”　
　　现代意义的虚拟经济主要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市场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炒作活动，即“以钱生钱”。实体经济是以提供具有实际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它与虚拟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资本的循环活动是否创造了新的使用价值或价值。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贸物流业等提供实实在在物质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经济活动，而且也包括教育、文化、信息、艺术等精神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相关活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坚持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使二者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二，避免形成“金字塔式”分配格局和社会

　　很多国家的深刻教训警示，一旦形成少数人越来越富、中产阶级日益萎缩和多数人越来越穷的“金字塔式”分配格局和社会，可能加剧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曾进行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1963年，45岁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继任总统。1964年约翰逊以建立“伟大社会”为口号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获胜。约翰逊就任后宣布，继续前任未完成的事业，“向贫穷宣战”。特别是西欧国家，在实施累进税向富人多征税的同时，实施向贫困群体的福利政策倾斜。美欧国家收入和贫富差距受到抑制。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推行“劫贫济富”政策后，西方国家收入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中产阶级由扩大到萎缩。2011年12月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一项报告显示，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中，最富10%的群体平均收入是最穷10%群体平均收入的九倍，即使瑞典和挪威等北欧高福利国家，过去10年居民收入差距也拉大到六倍。
　　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的收入和贫富差距都在扩大。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4月11日发表的《2012年亚洲发展前景》报告指出，亚洲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的常规尺度——已由0.39升至0.46，贫富差距拉大可能威胁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印度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阿伦德哈蒂·罗伊2012年1月28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谨防让印度的亿万富翁富裕的“喷涌理论”》的文章介绍，在印度12亿人口中，最富有的100人如今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印度GDP的1/4。文章指出：“在推行改革的20年后——这20年里，印度经济虽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增长，但失业人口依然大量存在——营养不良的印度儿童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多，印度共分20个邦和八个直辖区，其中八个邦的贫困人口数量，超过了2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人口之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来，GDP已从1979年的1482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58791亿美元，年均实际增长9.8%，经济规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是，2011年11月中国扶贫标准提高至2300元后，全国贫困人口增至1.28亿人。浙江省将扶贫标准提高至4600元，这一标准大致相当于日均两美元，与国际上的贫困线相吻合。按此标准计算，全国贫困人口还要增加一倍。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要采取有力分配和税收政策以及其他措施，有效控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而避免形成“金字塔式”财富占有格局和社会。

　　三，构建“橄榄型”财富分配结构和社会

　　中产阶级(层)集中各个方面的人才，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力军，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和社会的“稳定器”。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杂志2012年1-2月号发表题为《历史的未来》的文章详尽阐述了或许将成为2012年最大的一个问题，即美国乃至全球的中产阶级的衰落。因此，构建以中产阶级(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不仅关乎资本主义未来，而且关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
　　奥巴马入住白宫后，在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同时着手“拯救中产阶级”。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组建了由副总统拜登领导的专门机构“中产阶级劳工家庭特别小组”，研究为美国中等阶级特别是下中阶层提供支持。2010年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出，他的经济政策重点转向创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以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危险不是来自任何一个政党提出的一项特定税收或开支政策，而是来自现代全球经济的流态变化。这个新世纪或许是水平的，但也会具有某种倾向性——各种好处会不成比例地倾向于精英阶层。”
　　日本白波濑佐和子教授指出，野田首相所谓的“扩大中产阶级”，要实现两点，一是托起跌入贫困深渊的底层群体，二是从上层群体征收重新分配资金。有人认为，实现强势的重新分配政策要建设瑞典式社会福利国家，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瑞典劳工组织职能强大，在参加型社会中起到核心作用。在日本，很难说劳工组织的核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要妥善处理三大关系；第一，大企业高管与白领职工收入分配要公正，防止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第二，白领职工收入与贡献同步，保障中产阶级不断提高购买力；第三，大力实施扶贫和扩大就业政策，特别是要大力普及教育，帮助更多穷人提高素质和职能，使越来越多的穷人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从而构建“橄榄型”财富分配结构和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