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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参考报》：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增幅连续5个季度下降，您怎么看未来的经济增长形势？政策预调微调是否会加码？
　　向松祚：增速放缓是长期趋势，政策不应该回到数量刺激的老路。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而是长期趋势。这个长期趋势，既有国际经济因素，也有国内经济因素。
　　首先，全球经济进入漫长调整期，主要发达经济体可能10年都难以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主要发达经济体仍然占全球经济GDP60%左右。他们陷入长期缓慢增长，由此决定我国出口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未来能够维持8%—10%的出口增速就难能可贵了。全球贸易和我国出口放缓局面短期内难以改观。而且，发达经济体面临许多重大制度性和机制性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甚至几乎没有解决的希望。譬如债务、赤字、人口老龄化、福利制度僵化、工资制度僵化、保护主义严重等等。以上这些从法国总统大选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
　　回到国内，中国经济模式本身也进入瓶颈，发展和增长模式可以说陷入困境。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四大根本性难题；一是内需增长乏力。内需增长乏力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二是我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模式也很难继续发展下去了。虽然许多产业产量世界第一，但多是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低水平重复竞争。
　　三是我国经济体系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不快，有些行业甚至处于整体下降态势。单纯依赖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资源的边际效率和边际生产力越来越低。这一现象同样反映在信贷资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我国银行总资产和GDP比例、M2和GDP比例、以及银行贷款和GDP比例，分别达到240%、180%和123%，都是在全世界最高水平之列，依靠货币信贷扩张来刺激增长，也不是一个可以长期依赖的模式。
　　四是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依然不足。所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主要是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内生消费持续增长。前些年我们所依靠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入世红利基本消失或正在快速消失。上述四个方面决定，增速放缓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是中长期趋势。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真正的转折点。关键问题是，能否在经济放缓过程中完成经济结构转型，把经济结构真正调整过来，能不能把经济增长转向最终内需拉动、自主科学创新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这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长期问题。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我认为宏观政策不能回到数量宽松刺激的老路上去。货币信贷扩张的边际效应已经大幅下降，回到数量型扩张老路的效率和效果都不会理想，负面效果可能大于正面效果。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经济参考报》：如果不连续调降准备金率，央行M2增长14%的目标能否实现呢？是否会影响到增长？
　　向松祚：年初定的M2增长目标是14%，但它只是一个参考目标，并不一定非要达到不可。况且M2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那么高，尤其是在货币信贷资金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逐渐下降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了。调结构、惠民生、制度改革、自主创新应该是我国经济政策主旋律。
　　当然，短期宏观政策预调和微调空间肯定有。譬如存准率有下降空间，基准利率也有下降空间。然而，即使是现有政策工具和手段的预调微调，也应该是结构性调整。譬如说8万亿左右信贷规模的投向结构就很值得研究，肯定不能再大幅度投向“铁公基”和地方融资平台了，这是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也是客观经济之必需，也是银行金融机构内在要求。信贷应该更多投向中小企业、创新企业和个人消费。信贷投向对经济质量影响很大，所以预调微调应该是结构性预调微调。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多留政策储备，预留政策空间，为未来预调微调做储备。预调微调的政策工具很多。不过我想国务院和相关部门运用这些政策工具会非常谨慎和稳健。我们需要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我们不能让部分市场人士的预期来左右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譬如现在确实有人呼吁政策要大幅度宽松。然而，放松货币和信贷，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也许很容易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是负面效果可能极大，甚至前功尽弃。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需要定力，不要受部分市场人士的预期和呼吁所左右。部分投资者、开发商，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希望数量宽松，可以理解。
　　宏观政策的选择是一门非常高超的艺术，要综合平衡短期和长期、质量和数量、速度和结构、国内和国外、还要考虑地区之间的平衡。不能让短期增长目标挟持长期政策，顾短期而不顾长期。短期目标必须服从长期目标，经济增长必须服从改革创新。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制度变革、自主创新和促进内需，不能再迟疑和耽误了。
　　当然，许多人担心增速放缓会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确实有，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何况即使我们致力调结构、惠民生，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就会很低，反而有助于经济增长。

　　《经济参考报》：那么您认为结构调整的重点在哪里？
　　向松祚：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有五个重点。第一，要以法律约束政府行为、政府权力和政府膨胀，没有这三个约束，财税体制改革难以推动。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政府行为，规范政府边界，减少政府干预，这个改革并没有完成。第二，在上述三约束前提下，如何将政府政绩考核从GDP增长转向经济增长质量、民生保障和自主创新。第三，国家要真正拿出一大笔钱来实施国家创新战略，真正搞一些明确的大产业。需要有“两弹一星精神”，选择三、五个产业，真正站到世界最前列。第四，要制定明确的总体金融战略，推进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和人民币国际化。第五方面听起来比较虚，其实最重要，就是教育文化要有根本的长远战略，文化精神战略是民族之魂。要激发全民族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全民族的道德素养，教育需要大改革。

　　《经济参考报》：您师从“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有深入研究，您怎么看待人民币国际化？
　　向松祚：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更需要我们主观努力，加速推进。许多朋友可能觉得人民币国际化是对外的事情，是如何走出去，其实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心是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走出去和对内放开需要完美协调配合。问题其实很简单，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外国人也愿意持有人民币。为什么愿意呢？无非是两个理由，一个是人民币可以进行贸易结算，二是持有人民币可以进行储蓄和投资。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挑战不是贸易结算和离岸市场发展，这方面我们进展不错，初具规模。最大挑战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如果国内金融产品种类不多，金融创新不丰富，流动性不好，就不会有多少人会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
　　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大家担心的风险主要是三个，一是外债太多，二是汇率急剧动荡，三是外部资金流入投机领域。但我认为这三方面的风险不大。首先，中国外债不多。第二，对于防范资金大量进入投机行业，中国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可以很好管理和控制，不是大问题。第三，汇率弹性是逐步放松趋势，不是一下子完全浮动。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加快推进。